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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潜（1878-1930），字钧湄，号涤庵，湖南湘阴人，为前清秀才。他学识渊博，精通古今文史，早年矢志教育，后因生活困顿，曾为人做幕僚，终因积劳成疾，贫病交加，终年52岁。因其英年早逝，也身份低微，对早年毛泽东“有过很大帮助”的柳潜先生，长期以来，一直不为世人所知。
柳潜先生，1912年在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执教；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据说就是现在的“长沙市第一中学”的前身。
在辛亥革命长沙起义时，18岁的毛泽东参加新军，成为普通一员列兵，到1912年初民国创立，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过去，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于是退伍，决定继续读书，正好碰上新成立的“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招生。于是，他花了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
在湖南全省公立中学读了6个月后，19岁的毛泽东觉得在校学习不如自己自学有用，就从学校退学，自己拟定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
在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6个月的学习期间，毛泽东在课堂上的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习作，引起了柳潜先生的关注。这篇只有413字的文章，柳潜先生在阅读时做了141字的批注，有眉批、着重号、尾批等。最后，柳潜先生不仅对毛泽东的这篇习作大加赞赏，还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了当时的校长、后来的第一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符定一先生。符定一先生当时在毛泽东的这篇课堂习作前批注了两个字：“传观”
当时只有19岁的毛泽东在1912年6月写得这篇商鞅徙木立信论文稿，不仅被时任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员的柳潜先生破格打了100分并大加赞赏后推荐给校长，而且据研究确认，这份文稿竟然也是毛泽东一生浩如烟海的文字中现存的最早的一份文稿。这篇写于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的现存最早的毛泽东手稿，现藏中央档案馆，长沙市一中档案馆所藏仅为仿真件。长沙市一中一直把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当作本校的“镇校之宝”除档案室保存有仿真件外，这篇文稿经放大，还刻录在该校会议室的石墙上。
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当年他虽然在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只就读了6个月，但柳潜先生很是喜爱和关心他。当年柳潜先生还曾经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
对这位和他也许只相处了不到6个月的柳潜先生，毛泽东一生都很难忘。
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陕北访问毛泽东时，毛泽东就曾在这位后来因一部红星闪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而闻名全球的美国记者跟前深情地回忆起了这位借书给他、并让他离开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24年后仍感念不已的国文教员。虽然，毛泽东显然是不知道，柳潜先生其时已经离世6年了。
上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历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湖南省副省长，也是民盟中央委员的周世钊先生，到北京中南海家中做客，毛主席曾特地询问柳潜先生的近况，并一再强调说：“柳先生对我帮助鼓励很大”“是位教育家”还请周世钊先生回湖南打听他这位阔别五十多年的先生，并代他进行问候，还说，如果柳先生不在人世，就一定要打听到柳先生的夫人及其后人，如有生活困难，先代他进行帮助。其时，柳潜先生其实已经辞世30多年了，虽然，毛泽东这时似乎已经预感到，这位他终身难忘的中学语文教师，也许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年，柳潜老师对毛泽东大加赞赏，除给毛泽东的作文破例记“100分”外，还写了共计141字的六条眉批和篇末总结。在第三段眉批中，柳潜写道：“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也就是说，在100多年前，时任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的34岁的国文教师柳潜，就似乎已经断言，19岁的毛泽东“自是伟大之器”再进一步努力，前途不可限量，以他这位前清秀才对古今人物“所至”的了解，柳潜先生的言外之意显然是，他认为毛泽东“再加功候”当可超越古人和今人的高度。
当然，柳潜先生绝对从来没有想到过，昔日眼前的青年毛泽东，将来会是新中国最主要的缔造者。
柳潜，这位毛泽东一生最难忘的中学语文教员，早在1930年，就绝望地看着那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和多灾多难的民族，在贫病交加中孤独凄然并默默无闻地去世了。一切现在都终将成为历史，一切历史也都依稀恍若眼前。
在这个高呼素质教育和教育改革的正午，在这个民族和国家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正午，在这个渭水东流、秦岭默无言的正午，想起教师节即将来临，想起这段往事，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是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我独自遥想，如果那篇413字的商鞅徙木立信论放在当今的高考作文评卷中，每一个省份的评卷老师或评卷小组，到底能给它打多少分？我们当今的许多以教书为职业的老师，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和自己的学生相处，怎么样去从事这份关乎家国百年兴衰的工作，才能为我们这个如今日新月异的东方大国，做一些有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的事情？！
附原文和柳潜先生评语：
商鞅徙木立信论 文毛泽东
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时任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语文教员柳潜的部分点评：
1、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2、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