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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参军前一天，在巴塞罗那的列宁军营里，我看到一个意大利民兵，他站在军官的桌子前。
他是一个看起来十分彪悍的年轻人，大约二十五六岁，有一头微微泛红的金发和宽阔有力的肩膀。他的尖顶皮帽拉得很低，几乎遮住了一只眼睛。他站着，侧面对着我，下巴挨着胸口，正皱着眉头，迷惑地盯着那位军官摊在桌上的一幅地图。他脸上有某种东西深深地打动了我。拥有这样一张面孔的男人，可以为了朋友去杀人，或者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不愿引起别人注意的神情你有可能会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脸上看到，尽管他很可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张脸上既有率直的一面，也有凶狠的一面，还有没读过多少书的人对他们认为比自己有文化的人的可怜的敬重。很明显，他看不懂这张地图；同样明显的是，他把能看懂地图视为了不起的知识分子的本领。我很难弄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我几乎从未见过什么人——任何人——我是说，对这样一个人，我立刻产生了好感。在他们围在桌边谈话时，大概某句话提到了我是个外国人，这位意大利人抬起了他的头，很快地说道：
“意大利人？”
我用蹩脚的西班牙语答道：“不是，英国人。你呢？”
“意大利人。”
在我准备离去时，他从房间那头走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用的力气很大。奇怪，人们竟会对陌生人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似乎他的精神跟我的精神在瞬间跨越了语言和传统的障碍，心心相印，一见如故。我希望他喜欢我，就像我喜欢他那样。但我也知道，要保持我这第一印象，我必须不再见到他；且不说，我确实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在西班牙，一个人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接触。
我所以提到这个意大利民兵，是因为他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制服褴褛，一张焦躁、愁苦的脸，对我而言，他代表了那个时期的特殊气氛，同我对战争年代的印象关系密切——巴塞罗那的红旗，满载衣着褴褛的士兵驶向前线的破烂不堪的火车，那些沿着战线铺开的经历了战争洗礼的灰色市镇，群山中泥泞的、冰冷的战壕。
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距我写下这些文字还不到七个月，但这段时期已经渐行渐远，遥不可及了。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发生的事件将一九三五年或一九〇五年发生的事件都掩盖了，这件小事则更是被完全湮没了。我来到西班牙，初衷是写一些新闻报道，但我几乎立刻就加入了民兵组织，因为在那个时期和那种氛围下，这似乎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唯一能做的事情。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实际上控制着加泰罗尼亚，革命仍然处于高潮之中。对于任何一个从革命伊始就在那里的人来说，甚至在当年十二月或次年一年，革命时期似乎就要结束了。但是对一个直接从英格兰前来的人而言，巴塞罗那看起来既令人吃惊，又无法抗拒。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这样的一个城市，这里的工人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特别是，无论何种规模的建筑都控制在工人阶级手中，屋顶上都插着红旗或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两色旗；每一面墙上都随意地涂画上锤子和镰刀的标记，以及革命党名称的首字母缩写；几乎每个教堂都被清洗过，所有神像都被焚毁。各处教堂都被一帮帮工人逐一地破坏了。每间店铺和咖啡店的门口都写有文字，说明其已被收归集体所有；就连擦皮鞋的儿童也被集体化了，他们的工具箱上被漆上了红色和黑色。服务员和巡视员*直视你的脸，把自己当作和你完全平等的人。卑躬屈膝的和礼仪性的套话暂时消失了。没有人说‘senor’**或者‘don’***甚至是‘usted’（您），每个人都称别人为“同志”、“你”说salud！，而非‘buenosdias’。自从普里莫？德里维拉****（pri摸derivera）的时代以来法律就规定不允许收取小费。我对此的第一次经历是，我试图给一位电梯管理员小费，可受到了酒店经理的告诫。没有私人汽车，它们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有轨电车、出租车，以及大部分其他交通工具，都被漆成红色和黑色。革命的海报用醒目的红色和蓝色印刷，四处张贴，贴在墙上相当抢眼。相形之下，残留在墙上的为数不多的昔日广告招贴画，就像是一些胡乱涂抹上去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在拉姆拉斯南面，宽阔的主大街上聚集了庞大的人群，人们不时地来回走动。大喇叭整天播放着刺耳的革命歌曲，直至深夜。这些人乍看起来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生灵了。从表面上看，这座城市的富有阶级已经消失了。除了很少一部分女性和外国人，这里根本没有穿着考究的人。事实上，每个人都穿着粗糙的工作服，或蓝外套，或不同样式的民兵制服。所有这些都十分奇特，令人震撼。这里有很多我不理解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我甚至根本不喜欢，但我立即就认为这种情景是值得为之奋斗的。我也相信，事情就像它表现出来的那样，这里确实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所有的资产阶级不是逃走了，被杀掉了，就是自愿地转向工人阶级阵营；我并没有意识到，还有大量富裕的资产阶级潜伏着，暂时把自己装扮成无产者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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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百货商店中从事监督店员、协助顾客等工作。——译者
**意指大、老（附在长者姓上以区别两个同名的人）。——译者
***西班牙人用于男子名字前面的尊称，意即先生、老爷。——译者
****西班牙将军和政治人物，1923年9月至1930年1月的独裁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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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里也存在着某种战争的罪恶气氛。这个城市看起来既灰暗不堪又极不整洁，公路和建筑物几乎无人维护。为防空袭，夜晚的街道昏暗无光；大部分商店非常破旧，几乎空空如也。肉类奇缺，牛奶简直难觅踪迹，煤炭、食糖和汽油都十分匮乏，更为严重的是面包供不应求。在这一时期，购买面包者排成的队伍常常达数百码长。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判断出，这里的人民是满足的和充满希望的。这里没人失业，维持生存所需的费用仍然极其低廉；你很难看到极端贫困的人，除了流浪汉之外，也很难看到乞丐。最重要的是，人们有着对革命和未来的信念，产生出了一种突然进入平等和自由时代的感觉。人们尝试着表现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资本主义机器上的一个个小小的齿轮。理发店里贴着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通告（大部分理发师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庄严宣布，理发师不再低人一等了。大街上张贴着彩色的海报，呼吁废除娼妓制度，让妓女从良。“讲英语的民族向来冷漠自大，对于来自这个文明的人而言，”这些空想的西班牙人采用这种毫无新意的革命措辞显得十分可怜。在那段时间里，有好多印刷有最天真的革命歌曲的活页在街头出售，其内容几乎都是颂扬无产阶级兄弟情谊和声讨墨索里尼的邪恶的，每份只需几个生丁*。我时常看到一个没怎么受过教育的民兵，购买这种歌曲活页，艰难地拼读上面的单词，当他熟悉歌词之后，就开始按曲谱的调子哼唱起来。
这段时间我呆在列宁军营，表面上是接受上战场前的培训。早在我刚参加民兵组织的时候，我就被告知将在第二天开赴战场，但事实上我一直在等待，直到一个新的百人队（100个士兵为一个百人队）被组建起来。在战争开始之际，工会就匆忙组建了由工人组成的民兵组织，但这些工人都还没有来得及以最常规的军队编制原则加以组建。只是大致上划分为：小分队，大约三十个人；百人队，一百个人；纵队，实际上是指任何一个数量较大的人群。列宁军营是由一些用石头建造的华丽的建筑物组成的，其中包括一个骑术学校和许多用鹅卵石铺成的庭院，这里曾经是一座骑兵营房，七月革命期间**被革命者夺取。这里有很多马厩，我所在的百人队晚上就在其中一个马厩中歇息。在石制马槽下面，依然铭刻着骑兵突击队员的名字。所有的马匹虽然都已被征送前线，但到处仍然弥漫着马尿和腐烂燕麦的气味。我已经在这个兵营待了一个星期，我能记得的主要是马匹留下的气味，震耳欲聋的军号声（我们所有的军号手都是业余的——我第一次听到的西班牙军号声来自法西斯阵地）、钉有平头钉的靴子在兵营里发出的“嗒嗒”声，在冬日清晨黯淡的阳光下长时间地列队行进，野蛮的足球比赛，在骑术学校的遍地沙砾上，对阵的双方，各有五十个人。这座兵营里大约有一千个男人，除了负责烧饭的民兵的妻子外，还有二十多个女人。这里也有在民兵部队服役的女人，尽管人数并不多。在早期的战斗中，女性与男性一起肩并肩地战斗，这是必然的。在革命时期，这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种观念已经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在女兵操练的时候，男兵必须被隔离在马术学校之外，因为这些男兵会嘲笑女兵，使她们分心。在几个月之前，一个女人手里握着枪决无任何可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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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生丁=1比塞塔。——译者
**指1936年7月18日佛朗哥政变时，民众的反抗运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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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兵营都是一片污秽和混乱的景象，民兵对他们占领的每一栋建筑都作了改造，这看起来是革命的一个副产品。每一处角落都会碰上成堆的被毁坏的家具，破烂不堪的旧马鞍，铜质的骑兵头盔，空空的马刀刀鞘，以及正在腐烂的食物。对食物，特别是面包的浪费非常可怕。仅仅在我的兵营宿舍里，每一餐都会扔掉一篮子面包，这是非常可耻的，因为市民正面临着严重的面包短缺。我们在长长的案板桌子上吃饭，锡制的餐具上满是日久年深的油垢，还得喝一种盛在该死的叫做porron里的酒。porron是一种（长颈）玻璃瓶，瓶上有一个细细的瓶嘴，不论何时，只要你倾斜酒瓶，就会从瓶嘴里喷出一道细细的酒注来。这样，即使你离得老远也能喝到酒，无须用嘴巴接触瓶嘴，它还可以在人们的手中互相传递。在我的眼中，这玩意儿乍看起来太像夜壶了，特别是当它装满白酒的时候。
按照程序，要给征募的新兵分发制服，因为这是在西班牙，每一件事情都会变得很琐碎，所以不能确定谁已经收到了什么，我们所需要的许多的西，诸如腰带和子弹盒，不到最后一刻，即火车已在等着把我们载往前线的时候，是不会发下来的。我曾说到的军队“制服”这可能会导致一种错误的印象。确切地说，这不是制服。也许用“多用衫”这个词来形容会显得更合适。每个人的衣服设计款式大致都是一样的，但却没有任何两件衣服完全相同。每一个军队里的人几乎都穿着灯心绒的及膝裤，但在那里，这种统一被破坏了。有人打着皮绑腿，有人穿着灯心绒裤子和长统橡胶靴，还有人既打着皮绑腿又穿高统靴。每个人都穿着带拉链的夹克衫，但有人穿的夹克是皮质的，另一些人穿的是羊毛的，什么颜色都有。帽子的样式就和他们的穿着一样五花八门。通常他们会在帽子的前方别上一枚党章，此外，几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脖子上系上一条红的或红黑相间的手帕。在那个时候，一支民兵队伍看起来就是一群非常奇怪的乌合之众。考虑到当时的环境，相对来说这些衣服的用了并不差，但它们都好象是这家或那家工厂匆匆忙忙地赶制出来的。衬衫和短袜是破烂的棉织品，在抵御严寒方面几乎完全不起作用。我真不愿意去想，在凡事都有条理之前，那些民兵该如何度过这较早的几个月。我突然想起，大约在两个月之前的一份报纸上，p。o。u。m。*的一位领导者在参观了前线之后，提出他将尽力做到“每个民兵都有一条毯子”如果你在战壕里睡过觉的话，这可是一句令你战栗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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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obrerodeunificacionmarxista），下称“马统工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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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兵营的第二天，开始出现了被戏称为“指示”的东西。一开始，场面乱得可怕。他们大多是从巴塞罗那的穷街陋巷招募来的男孩子，年纪不过十六七岁，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却全然不知战争意味着什么。即使想让他们站成一条直线也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存在什么纪律，如果一个人不喜欢某项指令，他就会走出队伍，向长官大声咆哮。指挥我们的陆军上尉是一个结实的、没有经验的、令人愉快的年轻人，以前是正规军队的军官，就他整洁的仪容和崭新的制服来看，现在看起来也依然像个正规军队的军官。最奇特的是，他还是一个最忠诚和最热情洋溢的社会主义者。他坚持在所有的队列中实行完全的社会平等，这比那些队伍中的民兵自己所要求的还要彻底。我还记得，当一个无知的新兵叫他“先生”时他的那副带着痛苦的惊讶神情。“什么！先生？是谁叫我先生？难道我们不是同志吗？”我很怀疑这样做是否能让他的工作变得轻松一点。那时，对于那些完全未经军事培训的愣头愣脑的新兵来说，这种做法其实根本不起作用。我曾经被告知，外国人无需遵从“指导”（我注意到，这些西班牙人有一种可怜的信条，认为所有的外国人都比他们知道更多的军事知识），但事实证明，我生来就与其他人一样。我急于学习如何使用机关枪，这是一种我从来没有摸过的武器。令我不安的是，根本就没人教我们使用武器。所谓的指导就是在阅兵场上进行最陈旧、最愚蠢的操练：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三个人一组正步走，以及所有其他类似的根本没有实战价值的联系，这些我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学过了。这是一种对非正规军进行的形式非常特别的训练。显然，如果你只能用有限的若干天时间来训练一名士兵，你就必须教会他最需要的东西，如何隐蔽，如何穿过无遮无拦的地方，如何站岗，如何筑胸墙——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他手中的武器。但是，这些由热情的孩子们组成的乌合之众，甚至连如何用来复枪射击或把手榴弹上的保险销拉掉都还没有被教会，在不久之后就会被送到前线。那时，我还没有想到，这是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可供练习的武器。在马统工党的民兵中，来复枪的短缺十分严重，以至于到达前线的新部队总是不得不从那些撤离前线的部队手中接过来复枪。我确信，在整个列宁军营，除了哨兵使用的之外，根本没有来复枪。
又过了几天，尽管无论以任何通常的标准来看，我们仍然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我们还是被认为已经适合出现在公共场合了，清晨，我们在西班牙广场外的那座山上的一些公园行军。不光是骑兵和新成立的人民军前几个小分队，党领导的民兵都在这个操场训练。在公园北部，你能看到非常奇怪的和令人振奋的场景。大家走过每条巷子和小路，在整齐、均匀的花圃里，一班或一群人呆板地来回行进，挺着他们的胸膛，拼命地设法使自己看起来像个士兵。他们全都没有武装，没有人穿着完好的制服，大多数人的制服不是这里就是那里都会露出一些补丁。程序总是非常相似的。有三个小时我们昂首阔步地来回正步走（西班牙的正步非常短也非常快），接着我们立定，解散。饥渴驱使大家涌向半山腰的一家杂货店，购买廉价的酒，小店顿时显得生意特别兴隆。每个人对我都很友好。作为一个英国人，我让人感到好奇，马枪骑兵队的官员很器重我，常常请我喝上一杯。这时，我则把我们的中尉拽到角落里，叫嚷着要学习如何使用机关枪。我习惯性地从衣袋里掏出雨果辞典，开始用我那糟糕的西班牙语对他说：
“yo sémane jarfusil。 no sémane jarametr all adora。 quie roapprenderametralladora。 cuándova摸sapprenderametrallad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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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我不会使用来复枪，不会使用机关枪。我想学如何用机关枪。我们什么时候学习使用机关枪？——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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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是不耐烦的微笑，以及保证明天就教机关枪教程。不用说，明天根本不会来。很多天过去了，新兵们的行军和立正已经练得相当漂亮了，但是，如果他们能知道子弹是从来复枪的哪一端射出来的话，这也就算是他们知道的全部了。一天，有个携带武器的马枪骑兵溜达到我们这里，我们刚好停下来休息，他让我们都过来瞧瞧他的来复枪。结果，我们这个小分队里，除了我，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如何给枪上子弹，更别提该如何瞄准了。
自始至终，我一直在与西班牙语做经常性的斗争。除了我自己，兵营里就只有一个英国人，即使是在军官当中，也没有一个人会说哪怕一个法语单词。我的战友们互相交谈的时候，他们说的是加泰罗尼亚语，但这对我而言并没有多大的帮助。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随身携带一本小字典，在遭遇窘迫的时候，就嗖地一下从衣袋里掏出来应急。但是与在其他国家相比，在西班牙，我很快就不再被看成外国人了。在西班牙交朋友是多么容易啊！大概只相处了一两天，就有二十多个民兵开始用我的教名称呼我，给我帮助，用热情包围了我。我这不是在写一本宣传册，也无意于把马统工党的民兵理想化。整个民兵系统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人们自己也是一团糟，因为这一次是降格招募，比较好的人选不是已经待在前线阵地，就是已经在战斗中身亡。在我们的队伍中，总有一部分人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这些十五岁左右的男孩子的父母把他们抚养大了，为的就是一天能领到十个比塞塔（民兵的工资），同时也是为了面包，因为民兵会配给较多的面包，他们可以偷偷地拿一些回去交给自己的父母。但是我反对将任何人排斥出去，我虽说自以为自己是西班牙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也许更应该说的是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因为除了为数不多的阿拉贡人和安达卢西亚人之外，我更多的还是同加泰罗尼亚人混在一起——却没有受到他们宽容的品德的影响，特别是他们的坦率和慷慨。一个西班牙人的慷慨，用最直接的话来说，甚至常常令人感到尴尬。如果你向他要一支烟，他会把整包香烟塞给你。在诸如此类的小事情上，包含了一种更深意义上的心灵上的宽厚情怀，这是我在这种处境艰难的环境中不断遇到的。在这次战争期间到访西班牙的一些新闻记者和外国人曾经宣称，西班牙人私下里对外来援助人员怀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嫉妒情绪。我对此所能说的是，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情形。我记得，在我离开军营的前些天，有一些人被从前线轮换回来。他们兴奋地相互谈论自己的经历，在谈到曾在韦斯卡与他们并肩战斗的一些法国志愿军时充满了热情。他们说，法国人很勇敢，接下来又热情洋溢地补充道：“másvalientesquenosotros（比我们还要勇敢）”当然，对于他们后来谈到的诸如法国人对战争艺术了解得更多——对手榴弹、机关枪等等更为内行之类的说法，我是不赞成的。但不管怎样，这种评论意义重大。而一个英国人宁可把手剁下来，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每个进入兵营的外国人在头几个星期里都在学习如何热爱西班牙人，但往往会被西班牙人特有的性格特征所激怒。在前线，我个人遇到的烦恼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到了暴怒的程度。西班牙人对于很多事情都很内行，但对作战除外。所有的外国人都会对他们的无视效率感到惊骇。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非常出格地不准时。有一个西班牙单词每个外国人都不能不知道——manana“明天”（字面意思为“早上”）。不管是不是可信，今天的事总是会被推迟到明天办。这是如此地恶名远扬，甚至连西班牙人自己也会拿它来开玩笑。在西班牙，不管什么样的事，从吃饭到战斗，甚至就连约会也是如此。作为一种惯例，无论哪一件事情总是来得太迟，当然，也有仅仅是偶然的——有如你不能指望他们只是碰巧才迟到那样——他们碰巧会来得太早。一列火车理应在八点出站，但实际开出的时间会在九到十点之间。不过，也许在一个星期中会有一次，由于司机一时兴起，火车在七点半就出站了。这样的事情有点让人厌烦。从理论上讲，我宁可尊敬这些西班牙人，他们没有我们这些北方人对于时间的神经衰弱症，可非常不幸的是，我有。
在从不间断的谣言、“明天”和拖沓之后，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要在两个小时之后开赴前线，此时，我们的大部分装备都还尚未配给。在军需官的库房里出现了可怕的骚动，排在后面的人不得不在没有领到全部装备的情况下离开。兵营里突然到处都是女人，她们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在帮助自己第男人卷起毯子、打理背包。丢面子的是，我竟然也得由一个西班牙女孩——另一个英国民兵威廉的妻子，来向我演示如何挂上新发的皮质子弹盒。她是一个文雅、黑眼睛、有着浓厚女性特征的人。她的终身职业似乎应当是摇摇篮，但事实上，她在七月的巷战中表现得非常勇敢。此时她怀里正抱着一个小宝宝，宝宝是在战争爆发后十个月出生的，也许是在一道路障后面受孕的。
火车应该在八点离开，但是直到八点十分，疲惫不堪、汗流浃背的官员们还在试图让我们在军营前的广场上集合列队。点燃火炬的场面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象依然十分清晰——喧嚣和激动，红旗在火炬的光芒中飘扬，大批列队的民兵背着背包，他们卷好的毯子露出了磨破的边，喊叫声，皮靴和锡制酒杯发出的咔哒声，后来发出的巨大的嘘声成功地带来了安静。接下来，一位政治委员站在一面巨大的飘扬的红旗下用加泰罗尼亚语对大家进行演说。最后，他们让我们前往车站，行进的是最绕道的路线，长达三到四英里，目的是在全城的人们面前充分地展示一下。到了拉姆拉斯，他们让我们停留了一会，一支借来的乐队演奏了一些革命歌曲或其他什么歌曲。再一次，这些耀武扬威的英雄们——叫喊着，洋溢着热情，到处都是红旗或红黑相间的旗帜。友好的人群聚集在道路两旁，为的是看上我们一眼。女人们站在窗口向我们挥手致意。那时候这一切看起来是多么自然，现在这一切看起来却又是多么遥远和不可思议！火车上十分拥挤，以至于连地板上都几乎没有能让人坐得下来的空间。在最后一刻，威廉的妻子从站台上冲下来，送给我们一瓶酒，一英尺长的亮红色的香肠。香肠吃起来带有肥皂味，让我们都拉了肚子。火车以正常的战时速度（每小时不到二十公里）蠕动着驶出加泰罗尼亚，前往阿拉贡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