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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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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厢里的广播机播送着解放歌曲与苏联音乐,从早到晚无休无歇,震耳欲聋。火车轰隆轰隆向前面疾驰,但是永远冲不出那音乐的氛围,随它跑得多么快,那闹轰轰的音乐永远粘附在它身上,拉不完扯不断,摔不开。

    天黑了,车上亮了电灯。广播机播出一个尖锐的女音:“现在──开始──供应──晚餐──现在──开始──供应──晚餐──”

    乘客开始骚动起来,听从那尖锐的声音的调度,按照车辆的号码,分批轮流到餐车去吃饭。

    吃饭时间过了,窗外一片漆黑。广播机里奏的是一个苏联红军的军歌,金鼓齐鸣,喊声震天。听众仿佛被关闭在黑暗窒息的留声机匣子里面,卷在那疯狂的旋律里,毫无闪避腾挪的余地。

    幸而中国人一向对于喧嚣的声音不大敏感。大家依旧打盹的盹,看报的看报,在那昏黄的灯光下。广播机里的女人突然又锐叫起来:“伟大的──黄河──铁桥──就要──到了!──伟大的──黄河──铁桥──就要──到了!──大家──提高──警惕──保卫──黄河──铁桥!──大家──把窗子──关起来!──大家──保卫──列车!──保卫──黄河──铁桥!”

    车厢里一片砰砰的响声。大家纷纷站起来关车窗。

    张励与刘荃本来倚在椅背上打盹,也都惊醒了。刘荃坐在近窗的一面,睡眼惺忪站起来关窗。但是那扇窗户嵌牢在里面,涩滞得厉害,再也推不上去。张励也站起来,帮着他扳,也没有用。

    “乘务员!乘务员同志!”张励叫喊着。

    不看见乘务员。只有一个解放军背着枪在车厢里出现,缓缓地在座位中间的一条甬道里踱过来又踱过去。

    刘荃继续用力扳那扇窗户,火车正在疾驰,风力非常大,另一个关窗的人随便向外面吐了口痰,立刻被风刮到后面去,刘荃正把脸探到窗外,落了几点唾沫星子在他脸上。他皱了皱眉,伸手到口袋里去掏手绢子。

    然后他突然注意到那解放军紧张地端着枪对准了他。他衣袋里的那只手不敢拿出来了。

    显然是以为他是在掏手榴弹,预备炸毁铁桥。

    火车轮轨轰隆轰隆的响声突放大了一百倍。车子正在过桥,浓黑的窗外不断地掠过较浅淡的灰黑斜十字架,钢铁的桥阑干的剪影,仓皇地一瞥即逝。

    “乘务员同志!”张励还在着急叫喊着:“这扇窗子怎么回事,关不上!”

    最后的一个灰色斜十字架在黑暗中消逝了。轮轨的隆隆声突然轻了下来,恢复正常。解放军放下了枪。刘荃也松了口气,手从口袋里拔了出来。也忘了刚才是为什么要拿手帕,只软弱地用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

    “同志们!”广播机里那尖厉的声音又叫了起来:“列车──现在──已经──胜利地──通过了──黄河──铁桥!胜利地──通过了──黄河──铁桥!”充满了喜悦,仿佛刚打了一个胜仗似的。

    这一段路轨常常出事吗?常常有游击队或是特工人员炸毁铁桥,经过抢修后又照常通车?如果有过这类的事,报纸上当然不会刊载,大家也无从知道。刘荃不禁和张励互相看了一眼,彼此心里都想着:“刚才真是想不到,原来处在这样危险的境地。”

    但是刘荃随即想着:“真要是那样倒又好了,至少可以觉得中国的地面上并不是死气沉沉。但是恐怕不见得有这样的事。不过,也不怪共产党这样神经质──不要说中国才解放了一两年,就连苏联,建国已经三十年了,尚且是经常地紧张着,到处架着机关枪,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每一个国民都可能是反动分子与奸细。”

    广播机还在那里莺声呖呖欢天喜地庆祝列车安渡黄河铁桥。跟着乘务员就出现在车厢里,提着水壶替乘客们的茶杯添水,也仿佛寓有“压惊”之意。这乘务员是个瘦长身材的青年,穿著一身稀绉的蓝灰色布人民装,精神萎顿,一路斟茶斟过来,不住地冲着乘客的脸打呵欠。大家都厌恶地别过头去。

    “看他瞌睡的那样子,”张励微笑着用肘弯推了推刘荃。“今天白天走过的一个小站,你看见没有那黑板报,表扬这条路上的乘务员,爱国加班,连续工作二十七小时以上的,不算一回事;三十小时以上的,从月初算起有三次,三十五小时以上的有两次,”他满意地背诵着:“甚至于有三十九小时的。”

    刘荃看着那乘务员踉踉跄跄一溜歪斜地走过来,忍不住说了一句:“这样单纯地追求效率也不对,工人的健康也要注意。”

    “这是工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热情嘛,领导上也拿他们没有办法。现在各处工厂里都是这样的情形。”

    那乘务员睡眼朦胧站在他们桌子前面,一只手揭开了张励的玻璃杯盖,一只手高高提着那糊了煤烟的黑色硬壳的大水壶,远远地朝着那玻璃杯灌下去。那一尺长的水苗发射得不够准确,统统浇到张励的腿上了。

    张励是一个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但是这袭击实在来得太突然了,顿时粉碎了他的钢铁意志。

    “嗳呀──嗳哟嗳哟──疼死我了!”他跳起身来,那乘务员猛不防被他一撞,一壶滚水失手掉在地下,都泼在脚上,也有一部分溅到张励的脚背上,等于火上浇油。

    那乘务员也大喊起来了。

    “他这是诚心的!”张励红着眼睛嚷着:“好家伙,这样飞滚的水,闹着玩的呀,瞪着眼朝人身上浇!这要不是诚心的才怪!找车上负责同志说话去──出了特务了!”

    那乘务员疼得蹲在地下直哼哼,也顾不得答辩。

    张励也疼得眼中落泪,脸上直颤抖,心里像火炙着似的。“妈的准是特务!妈的。老子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一条命差点送在你手里!革命还需要我,你知道不知道?”

    “算了算了,张同志,快到医务室去,找卫生员给上药,包起来,耽搁了倒不好!”刘荃拼命解劝着:“这家伙交给我,放心,跑不了!”

    张励也不敢耽搁,骂骂咧咧扶墙摸壁的,也就挣扎着到车尾的医务室去。两个卫生员倒都是女的,长得也不坏,替他数上药,包上绷带,陪着他聊了回子天,又约着明天再来换药,张励的气也就消了一半。

    他回来的时候,车厢里已经搭上了卧铺,大家都躺下了。刘荃特地把下铺留给他,因为他伤了腿,爬梯子不方便。地板上湿腻腻的,刚用拖把拖过。

    “妈的,非向铁路局提意见不可!”张励站在那里解钮子,向睡在上铺的刘荃说:“什么爱国加班、突击加班、竞赛加班、义务加班、无限制地拖长工时,闯出祸来谁负责?领导上只晓得要求消灭事故,照这样怎么能不出事?乘客的生命安全一点保障也没有!”

    刘荃没有作声,似已经睡熟了。全车都沉入不习惯的静默中,因为那广播机终于静默下来了。只剩下那轰隆轰隆的轮轨声,于单调中也显得很悦耳。一节节的火车平滑而沉重地抽搐着,颠耸着,向无穷尽的黑夜中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