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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冬
我还是小女孩时，父亲和我每晚有个仪式。我说二十一遍比斯敏俩1，他把我塞进被窝，然后坐到我旁边，用拇指和食指从我脑袋里摘去噩梦。他的手指从我脑门跳到太阳穴，耐心地在我耳朵和脑袋后面搜寻，每从我脑袋瓜里抓走一个噩梦，他就发出“砰”的一声，好像拔掉瓶塞的动静。他把这些梦一个一个，收进他腿上无形的袋子，再把袋口扎牢。接着，他会在空气里搜寻，找出一堆好梦，来替换那些被他没收的梦。我看着他微微翘起脑袋，皱着眉，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又像竖起耳朵，听远方的音乐。我屏住呼吸，等着那个时刻到来，等着我父亲脸上绽开笑容，口中念念有词：哟，这儿有一个，等他捧出双手，让梦落在掌心，仿佛那是一片轻旋慢舞的花瓣，从树上飘落。然后，轻柔地，非常非常轻柔——我父亲说过，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脆弱的，都是容易失去的——他把双手贴近我的脸，用掌心摩挲我的额头，把幸福揉进我的脑海。
我今夜会梦到什么，巴巴？我问。
哦，今夜。嗯，今夜这个可不一般。他总是先这么说，说完再告诉我。他会现编个故事。他把梦给我。在其中的一个梦里，我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画家。另一次，我是魔幻岛上的女王，有会飞的王座。他甚至给过我一个吉露果子冻的梦，那是我最喜欢的零食。我有了魔力，只要我想，挥一挥魔杖，就能把任何东西变成果冻——校车，帝国大厦，整个太平洋。不止一次，我对着猛扑而来的陨石挥舞魔杖，从毁灭的边缘拯救了地球。关于他自己的父亲，我父亲从不多谈，但是他说，他讲故事的本领得自家传。他说他小时候，他父亲有时会让他坐下——得赶上他心情好，不过这种时候不太多——给他讲故事，故事里都是精灵和仙女，还有魔王。
有些夜晚，我和巴巴掉个个儿。他闭上眼睛，我用双手抚过他的脸，从他脑门开始，经过腮帮子上扎扎的胡子茬儿，然后是嘴唇上方粗粗的胡子毛。
那么，我今夜是什么梦？他抓着我的手，小声问道。他眉开眼笑，因为他已经知道我要给他什么梦了。总是同样的梦。梦见他和他妹妹躺在开花的苹果树下，迷迷糊糊地开始午后的小睡。太阳暖暖地照着他们的脸，阳光辉映着青草、绿叶、头顶上锦簇的花团。
我是个独生的孩子，常常也是个孤独的孩子。我的父母相识于巴基斯坦，当时他们都已经四十岁上下，有了我以后，他们决定不再第二次冒险。我记得我看着邻居家、校园里那些有弟弟妹妹的小孩，满心的羡慕。可我也对有些孩子的相处方式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对自己的好运气视而不见。他们的举止就像野狗，互相抓挠，打斗，推撞，彼此背叛，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嬉皮笑脸。他们互不理睬。我真不明白。而我呢，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渴望着，家里不要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最希望的是能有个孪生姐妹，在小床上挨着我哭，挨着我睡，和我一起吃妈妈的奶。她会无条件地、全身心地爱我，而且我总是可以从她脸上看到自己。
所以，巴巴的妹妹帕丽就成了我的秘密伙伴，除了我之外，谁也看不见她。她是我的妹妹，是我一直希望父母能给我的妹妹。早晨我俩肩并肩地在一起刷牙，我能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见她，我们一起穿衣。她跟我去上学，上课时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直愣愣地看着前方的黑板，我总是能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她黑色的头发和白色的侧影。课间休息时，我带她去操场，不管是滑滑梯，还是从攀爬架一个杠子摆荡到下一个杠子，我都能感觉到，她就在我身后。放了学，我坐在厨房的桌子边画画，她也在一旁耐心地涂涂抹抹，要不就站在那儿，看着窗外，等我画完，我们便跑出去跳绳，我们的影子成双结对，在水泥地上蹦上蹦下。
谁也不知道我和帕丽的游戏。连我父亲也不知道。她是我的秘密。
有时旁边没人，我们就吃葡萄，聊天，聊起来就没个完。我们谈玩具，谈哪种麦片最好吃，谈我们喜欢的卡通，我们不喜欢的同学，谈哪些老师比较凶。我们喜欢同一种颜色——黄色，我们最爱吃的冰激凌是黑樱桃味儿的，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家有阿福，而且我们长大了都想当画家。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俩长得一模一样，毕竟我们是双胞胎嘛。有时我几乎能看见她，我的意思是真真切切地、用我眼角的余光看见她。我想把她画下来，每一次，我都给她画上和我一样的眼睛，淡绿色的，稍微有点不均匀，同样的黑色卷发，同样的大长眉毛，双眉几乎连在了一起。如果有人问，我就说，我画的是我自己。
对我来说，我父亲怎样失去妹妹的故事，就像我母亲给我讲的先知生平一样耳熟能详——后来，父母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上星期日学校之前，我又把先知的故事温习了一遍。可是熟悉归熟悉，每天晚上，我还是要再听一遍帕丽的故事，仿佛被它巨大的引力俘获了一样。也许这很简单，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名字。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一种联系，隐隐约约，包裹在神秘里，可又是那么真实。然而，它却不只如此。我能感觉到她的触碰，好像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我感觉我们是连体的，通过某种看不见的规则，以我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超越了我们的名字，超越了家庭的纽带，连接在一起，就像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谜题。
我感觉，如果我对她的故事听得足够仔细，就一定能对自己有所发现。
你觉得你父亲难过吗？他把女儿卖掉了。
有些人非常善于隐藏自己的悲伤，帕丽。他就是那样。光看他的外表，你是看不出来的。他是个硬汉。可是我认为，是的，我认为在心里，他是难过的。
你现在还难过吗？
我父亲笑了，然后说：怎么会呢？我有了你。可是，就算年纪那么小，我也能看得出来，悲伤烙在他脸上，就像一块胎记。
我们像这样说着话，一种奇想便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幻想，我会存起所有的钱，一块钱都不花，不买糖果，不买贴画，等我的存钱罐满了——虽然那根本不是头猪，而是坐在石头上的美人鱼——我就把它砸开，装上所有的钱，启程去找我父亲的妹妹，不管她在哪儿，等我找到了，我就把她买回来，带她回家见巴巴。我要让我父亲快乐。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成为那个为他抹去悲伤的人。
那我今夜是什么梦？巴巴问我。
你已经知道了。
又一个微笑。对，我知道。
巴巴？
嗯？
她是个好妹妹吗？
她是最好的妹妹。
他亲我脸蛋儿，把毛毯在我脖子周围掖好，走到门口，关上灯，然后他会停一下。
她是最好的。他说，像你一样。
我一直等着，等他关上门，我就溜出被窝，再拿一个枕头，把它放在我自己的枕头边上。每天夜里入睡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有两颗心在我胸中跳动。
从老奥克兰路的入口拐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看了看手表，已经中午十二点半了。至少还要四十分钟，我才能开到旧金山国际机场，而且还得指望101号高速路上不能有任何事故，也不能碰上道路施工。往好里想，这是国际航班，所以她还得过海关，这大概能让我赢得一点时间。我把车掰上了最内侧车道，将雷克萨斯的时速提到了一百三十公里。
我想起一个来月之前，我和巴巴谈话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我们吵嘴了，这是久违的正常交流，如同一个小小的气泡，蛰伏在深深的、黑暗的、寒冷的洋底，却飞沫般转瞬即逝。那天我给他弄好午饭时已经迟了，他从躺椅上扭过头，用那种柔中带刺的腔调，说我生下来就带着不守时的基因。像你妈。愿真主让她灵魂安息。
不过呢，他接着说，脸上挂着笑容，好像要安抚我，人总得有点小毛病才好。
所以我这毛病就是天赐的了，嗯？我说着，把一盘米饭和豆子放到他腿上。习惯性的不守时？
要我说，真主也不愿意这么做。巴巴拉住我的两只手。差一点儿，就差一丁丁点儿，真主就让你完美了。
成，如果你愿意，我很高兴再让你多知道一些。
你一直把我蒙在鼓里，对吗？
噢，太对了。就等着全端出来呢。因为你又老又不中用了。
我又老又不中用。
现在你想让我可怜你了。
我瞎换着收音机的台，从谈话节目跳到乡村音乐，又从爵士跳到更话痨的节目。我把它关了。我心烦意乱，紧张不安。我够到副座上的手机，拨通了家里，把它开着放到腿上。
“喂？”
“赛俩目，巴巴，是我。”
“帕丽？”
“是的，巴巴。你跟埃克托尔在家没事吧。”
“没事儿。这小伙子真不赖。他给我做了蛋。我们就着吐司吃了蛋。你在哪儿？”
“我在开车。”我说。
“去饭馆吗？今天不该你轮休啊，对不对？”
“是不该。巴巴，我在去机场的路上，我要接个人。”
“那好，我让你妈给我们弄午饭吧。”他说“她可以从饭馆带点儿什么回来。”
“好的，巴巴。”
我松了口气，他没再提她。可有些日子，他一提起来就没个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她在哪儿啊，帕丽？她在动手术吗？别跟我撒谎！为什么所有人都跟我撒谎？她走了吗？她在阿富汗吗？那我也要去！我要去喀布尔，你拦不住我。我们像这样来回折腾，巴巴踱着步，焦虑不安。我用谎话哄着他，然后拿他收集的家庭装潢手册或电视节目，来分散他的注意力。有时候管用，可还有些时候，他对我的把戏无动于衷。他忧心忡忡，最后歇斯底里，以泪洗面。他狠狠拍着自己的脑袋，在椅子上前俯后仰，抽泣着，两腿哆嗦个不停，再后来，我不得不喂他一片劳拉西泮2。我等着他眼皮打架，他一合上眼，我便跌坐到沙发上，筋疲力尽，上气不接下气，恨不得自己也大哭一场。我满心渴望地看着大门，门外一片广阔的天地，我真想走出去，不停地走下去。可是巴巴在睡梦中一哼哼，我便一下子回过神来，因为内疚而脸上发烧。
“我跟埃克托尔说两句，巴巴。”
我听到听筒换了手。背景里传来竞猜节目的声音，能听见好多人交头接耳，随即一阵欢呼。“嘿，姑娘。”
埃克托尔华雷斯住在马路对面，我们是老街坊了，最近几年成了朋友。他每个礼拜过来两三次，和我一起吃垃圾食品，看垃圾电视，大部分是真人秀，一直待到深夜。我们嚼着凉比萨，带着病态的迷恋，连连摇头，看着屏幕上的嬉笑怒骂。埃克托尔当过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阿富汗南部，两年前被土炸弹炸成了重伤。他复员回家时，整个街区的人都出来了。他父母在家门口挂起了“欢迎回家，埃克托尔”的牌子，还有气球和好多鲜花。等他父母开车到家，大伙都鼓起了掌。有几个邻居还烤了派。大家感谢他的服役。他们说：嘿，坚强起来。上帝保佑。几天之后，埃克托尔的父亲塞萨尔来了我们家，和我一起装了条轮椅坡道，跟塞萨尔在自己家装的那条一模一样，坡道铺在他家门口，门前挂着美国国旗。我记得我们俩装坡道的时候，我真想给塞萨尔道个歉，因为埃克托尔出事的地方正是我父亲的祖国。
“嗨。”我在电话里说“我想我该签个到。”
“家里都挺好的。”埃克托尔说“我们吃过了。我们玩价钱猜猜看3来着，这会儿正忙乎轮子3呢。接着还有赛乐赛3。”
“哎呀，真对不起。”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的姑娘4。我们开心着呢。对不对呀，亚伯？”
“谢谢你给他做了蛋。”我说。
埃克托尔把嗓音压低了一度。“其实是煎饼。你猜怎么着？他可喜欢了。把四张一摞的饼给吃完了。”
“实在感激不尽。”
“嘿，姑娘，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新画，小孩戴帽子那张，帽子好滑稽。亚伯给我看的，他也很骄傲。我怎么说呢，该死！伙计，你真该觉得骄傲。”
我笑着换了车道，让后面的车超过去。“圣诞节送你什么，我大概现在就有底了。”
“你一说我又想起来了，为什么咱俩不能结婚？”埃克托尔说。我听到巴巴在一旁抗议，埃克托尔哈哈笑着，嘴离开了听筒。“我开玩笑呢，亚伯，别当真。我是个残废。”他接着对我说：“我觉得你爸刚才用普什图语，在心里臭骂了我一通。”
我提醒他让巴巴服上午的药，便挂了电话。
这就像看见了广播名人的照片，他们跟你在车里听收音机的时候，脑子里想像出来的样子完全不同。首先，她很老，或者说显得太老气了。这一点我当然知道。我算过，估计她已经过了六十岁，可眼前这个花白头发的小老太太，还是很难和我一直以来想像中的那个小姑娘对上号，她本来只有三岁，黑头发卷卷的，两条眉毛长长的，几乎连在了一起，就像我一样。可她比我想像的要高。我能看出来，哪怕她坐着，坐在三明治小店边的长椅上，怯生生地看着四周，好像迷了路。她肩膀很窄，面容清秀可人，头发拢在脑后，用一条钩编的发带固定。她戴着翡翠耳环，穿褪色的牛仔裤，长长的鲑鱼色束腰毛衣，脖子上系着一条黄色围巾，颇有几分漫不经心的欧洲式优雅。她在临行前的电子邮件里告诉过我，她会戴上这样一条围巾，好让我很快认出她来。
她还没看见我，于是我又磨蹭了一会儿。航站楼里，旅客们推着行李车从我身边经过，接送车的司机们举着标牌，上面写有客人的姓名。我的心在胸腔里大声呼喊，我告诉自己：这就是她。这就是她。真的是她。然后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块，她脸上漾起了认出我的表情。她挥手致意。
我们在长椅边见了面。她咧开嘴笑着，而我两腿发软。她笑起来和巴巴一模一样，只是上面两颗门牙中间，有道米粒般大小的齿缝。他们都是朝左边歪着嘴，笑得五官挤作一团，眼睛眯成一条缝，微微翘着脑袋。她站起身，我注意到了她的手，疙疙瘩瘩的指关节，从第一个指节开始，四个指头便朝着和拇指相反的方向，向外弯曲，手腕上还有鹰嘴豆大小的肿块，看上去是那么痛苦，让我觉得揪心。
我们拥抱在一起，她亲了我的脸，一边一下。她的皮肤柔滑，像细细的毛毡。我们分开时，她还是抓着我，胳膊向前伸着，两手把住我的肩膀，打量着我的脸，好像在给油画做鉴定。她眼睛里有一层湿漉漉的水膜，目光中满是喜悦。
“很抱歉我迟到了。”
“没什么。”她说“总算和你在一起了！我实在太高兴了！”——没什么。总算和你在一起了！面对面的时候，她的法国口音比电话里听起来还要重。
“我也很高兴。”我说“飞机上还好吗？”
“我吃了片药，不然我知道我睡不着。我肯定一路都醒着。因为我太高兴，太兴奋了。”她盯着我看，对着我笑，好像害怕看一眼别处，这魔咒就会失效，一直到头顶上的广播提醒旅客，遇到无人看管的行李要及时报告，她的表情才稍稍放松。
“阿卜杜拉知道我来吗？”
“我告诉过他，我要带一位客人回家。”我说。
后来上车的时候，我偷偷地瞅了她两眼。真是奇怪。帕丽瓦赫达提坐在我车里，离我不过几寸，却给了我一种怪异的错觉。一瞬间，我看她看个清清楚楚：脖子上的黄围巾，发际线上短而薄的头发，左耳下方咖啡色的痣，可是再一眨眼，她的容貌便罩上了一层雾霭，我好像在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