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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话——
“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2）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
“无花的蔷薇”也还是爱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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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不知怎的这位勗本华尔先生忽然合于我们国度里的绅士们的脾胃了，便拉扯了他的一点女人论（3）；我也就夹七夹八地来称引了好几回，可惜都是刺，失了蔷薇，实在大煞风景，对不起绅士们。
记得幼小时候看过一出戏，名目忘却了，一家正在结婚，而勾魂的无常鬼已到，夹在婚仪中间，一同拜堂，一同进房，一同坐床实在大煞风景，我希望我还不至于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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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是“放冷箭者”（4）。
我对于“放冷箭”的解释，颇有些和他们一流不同，是说有人受伤，而不知这箭从什么地方射出。所谓“流言”者，庶几近之。但是我，却明明站在这里。
但是我，有时虽射而不说明靶子是谁，这是因为初无“与众共弃”之心，只要该靶子独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面皮鼓得急绷绷，我的事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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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5）先生一到上海，晨报就据国闻社电报郑重地发表他的谈话，而且加以按语，以为“当为历年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之结果，大足诏示国人，且为知识阶级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国闻社的电码有些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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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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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罗曼罗兰先生今年满六十岁了。晨报社为此征文徐志摩先生于介绍之余，发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6）（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
“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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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而且“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7）（晨副一四二三）
西滢教授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8）（现代六三）
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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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摩先生曰：“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9）（晨副一四三三）
西滢教授曰：“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
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10）（同上）
虽然抄得麻烦，但我总算已经被中国现在“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协力踏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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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愿奉还“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荣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尝研究过什么呢，做学生时候看几本外国小说和文人传记，就能算“研究过他国文学”么？
该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话”——说过，我笑别人称他们为“文士”而不笑“某报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权威者”现在不了，不但笑，简直唾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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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呢，被毁则报，被誉则默，正是人情之常。谁能说人的左颊既受爱人接吻而不作一声，就得援此为例，必须默默地将右颊给仇人咬一口呢？
我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滢教授所颁赏陪衬的荣名“说句体己话”罢，实在是不得已。我的同乡不是有“刑名师爷”的么？他们都知道，有些东西，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似乎有赏有罚，使别人看去，很像无私。
“带住！”又要“构陷人家的罪状”了。只是这一点，就已经够使人“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或者“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了。
二月二十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九期。
（2）schopenhauer叔本华。这里的引文据一九一六年德文版叔本华全集第六卷比喻隐喻和寓言，可译为：“没有无刺的蔷薇。——但不是蔷薇的刺却很多。”
（3）女人论即妇人论，叔本华诬蔑妇女的一篇文章。
参看本卷第163页注（8）。
（4）“放冷箭者”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攻击鲁迅说：“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
（5）蔡孑民（1868—1940）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前清进士，近代教育家。早年与章太炎等组织光复会，后又参加同盟会。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五四”时期，他赞成和支持新文化运动。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他由欧洲回抵上海，对国闻社记者发表关于国内政治教育等问题的谈话，说“对政制赞可联省自治。对学生界现象极不满。
谓现实问题，固应解决，尤须有人埋头研究，以规将来”等等（见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北京晨报），这与胡适的主张相似，鲁迅因而表示反对；这里说“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是对蔡的一种比较委婉的批评。
（6）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罗曼罗兰一文。文中说加尔各答大学教授卡立大斯拉格（kaliadasnag）“专为法国罗曼罗兰明年六十整寿征文”写信给他，说“罗曼罗兰先生自己极想望从‘新中国’听到他思想的回响”
（7）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
（8）此段引自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三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发表的闲话。
（9）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
（10）此段引自陈西滢的致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