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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母亲被关进小黑屋以后，就再也没能迈出那扇小门一步。直到三年后，她去世。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尸体被抬出小屋时的情景：她脖子上还带着沉重的铁链。白得像石膏的脸上，一双眼睛大大地睁着，破烂不堪的肮脏衣裤，就像罩在一副骨头架子上。我从来都没想到，人会瘦成这样。
我母亲的去世，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悲痛。
大家都有一种解脱的轻松感。我认为，对我母亲来说也是如此。三年来，从未有过任何人，进小屋打扫过。为了阻挡恶臭的气体泄漏，更为了不让我母亲癫狂的嚎叫声，吓着妹妹和惊扰邻居城管继父用木扳钉死了所有门窗，还用建筑密封胶涂抹了所有缝隙。门上的一个碗口大的小圆洞，专供往里扔水瓶和食物袋，一周一次。扔完之后立马堵死。
后来我常常猜想：也许，我母亲是被活活闷死的。
自从我母亲疯了以后，我就成了妹妹的“妈妈”可我那时还不到五岁。
我冲奶粉喂饱她，我为她洗澡，我哄她睡觉。城管继父晚上下班后，总要在酒馆里喝得烂醉后，才肯回家。回来时手里也常常提着一袋菜包子，往桌子上一甩。之后，便一头载在大床上呼呼大睡。
每当这酒鬼喝得烂醉时，我反而会放下心来。而当遇到他半醉回家时，我便会紧张得要死。因为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多半他都会找我的麻烦。至今还令我困惑不解的是，他总是能找到让我自己都倍感合理的理由，惩罚我。
他先是说一通，听上去很有些道理的训导词。接着便是对我进行必要地惩罚。那是一种让我很恐惧、很痛苦、很恶心、很羞耻的身心折磨。这种所谓教育式惩罚，随着我的年龄增长，也在不断升级。
在我十岁那年，我记得他对我说：“你已经是个女人了，我不能再像对待小孩儿那样对你了。因为，你已经是个大人了，你不是总想快快长大吗！”
成年后，我常常想，当年我要是能像邻居家的女孩兰兰那样，背着书包去上学。或许，命运会完全不同。兰兰从卫生学校毕业后，就成了一所大医院的护士。
记得七岁那年，看到兰兰及其他同龄孩子们，背起书包兴高采烈地上学去了。我便跑回家，求城管继父也给我买只书包。那时的我，太想上学了。
一听我说要去上学，他就黑着脸冲我吼到：
“你太笨了，连自己的名子都不会写，怎么能上学呢！五加七等于几，你知道吗？！”
当时的我，确实还写不出自己的名子，也算不出五加七等于多少：因为，五加七超出了十，而我只有十个手指头。
我记得，为我上学的事，街道居委会主任张大妈，也曾来过我家。当时，张大妈站在我家门口，往里张望了一会。然后，以领导干部的架式严肃地对着，手里还提着酒瓶子的城管继父，说道：
“我说，你应该送这孩子去上学。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犯法：九年义务教育法！”
城管继父盯着张大妈的胖脸，轻蔑地说。“让她上学？你给她出学费？”
张大妈被酒气熏得，连连后退。“你没常识吗？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义务教育！”
城管继父又往肚里灌了几口白酒。他逼上前去，将更加浓烈的酒气，喷在了张大妈惊诧的脸上：“义务教育？！你给她买书、买文具？还有他妈的杂七杂八的学杂费他妈的一大堆，谁也说不清的赞助费、捐献费、借读费、卫生费、这个费、那个费我想都不敢想义务教育？！我们上不起！你没看见我被单位开除了吗？！” 唾沫星像雨点般，倾泻在张大妈到脸上、身上。“他妈的说我酗酒打骂街头小贩谁摊上个疯婆娘不喝酒？开除我我不喝酒能撑下去吗？再说，我们城管，不就是管这些的吗？你说说看，你也算是个政府干部我要是不管，街头小贩还不像蝗虫一样铺满全城”张大妈转身走了。“嗨！主任您别急着走啊！听我把话说完我这也是民意啊！”
就这样，再也没人过问过我的失学。我丧失了可能会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我继续做我的“家庭主妇”：带孩子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还要满足城管继父的各种难以启齿的欲望。
不过这些年也有让我开心的事情发生：
首先，城管继父不再像我小时候那样打骂我了。其次，我妹妹在我九岁那年上学了。最重要的事是，政府城中村改造，我们这片棚户区全部被推倒，盖起了几栋高层居民楼。我们这些原住户，都成了这些有电梯大楼的业主。我家三口分到了两室一厅的套房。
拿到新居钥匙后，妹妹立刻态度十分坚决地冲我说：
“我不想再与你同住一间卧室了。”
“那我”没想到，我一手带大的妹妹，会对我说出这种话来。
“我看，你晚上就睡客厅的折叠沙发吧。”城管继父做出决定。
不过，在之后的大部分夜间里，妹妹房间的灯光熄灭后。他便会轻轻来到客厅，将我从沙发上拽起。我也早已习惯，总会顺从地跟着他，走进他的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