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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乘坐一辆乳白色的上海牌小轿车，驰上了首次通车的晋张公路。拐过两个九十度的大弯，就把市区远远甩在了车后。那整日繁杂喧嚣的声响和拥挤狭窄的街市，一下子仿佛跑到了另一个世界。
眼前只见峰回路转，景界也随之豁然开朗起来，远处山岭连绵，近处村落掩映，使我们一行几个久住市区的同伴顿觉一种说不出的清爽和新奇。沿途草木露珠闪烁，左右两行彩旗飘动，坐在车里就像坐上气垫船在夹峙的江河中行驰一样平稳。
再往前行，山势突然变得陡峭险峻起来。或两壁陡崖千仞，或一侧深涧无底。过了丹河大桥，三转两弯，便进入这里有名的“十八盘”地带。历代文人商旅叹为“羊肠坂拮屈，车轮为之摧”的险径，如今架起了联结晋豫两省的“虹桥”我情不自禁地摇下了车门上的玻璃，一股清冽凉爽的山风扑面而来，远山近崖上，是红如火焰，艳似丹霞的黄栌树，沟坎坡塄上，是丛丛簇簇、金黄银紫的山菊花。啊，多么亲切熟悉的气息。我把头索性伸出车外，尽情领略着太行山上深秋的壮丽风光。
司机小药大概久未走过这样好的路了，这下也来了兴致。他随手插上一盘磁带，一按录音机的键纽，中国名曲连奏那一段段优美动听的旋律，便在耳畔震响起来
山岭何漫漫
公路何盘盘；
昔日羊肠化坦道
中间多少泪和汗。
猛然，一个急拐弯处铺路残剩下来的石堆上，不知谁插上去的一束山菊花，跳入我的眼帘。那金黄的小花，深绿的叶子，被疾驰而过的车子带起的风流吹得晃了几晃。我的心海陡地被它冲开了记忆的闸门
那是大跃进前的1957年。高小毕业后，我们几个年龄刚满11周岁的小伙伴，因为人小力薄，走不到离家七、八十里崎岖山路的县城，放弃了考初中的机会。秋天跟大人们下地拣丢失的谷穗、豆子，牵着牲口耙地、种麦；到了冬天，便相约进山砍柴，一面是觉得山里好玩，一面是为父母赚些零花钱用。
说是砍柴，倒不如说是刨柴。因为山上有松柏和其它木本树是不许砍伐的。只能把那些在崖边沟底的土兰、荆蓬茏、黄花条、黄栌等多年生灌木的粗根刨出来，经过砍削，担到离村子十里外的铁厂去卖掉。担五、六十斤柴，能卖上三、四毛钱，便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赶回来向母亲交账。路上饿了，拿出母亲给揣进怀里的玉茭面窝窝啃上几口，饭店里卖的肉丸呀、川汤呀、面叶呀什么的，是从来都舍不得花钱解解馋的。当母亲看到我交到她手里的汗津津的几毛钱时，便抚摸着我满是伤痕的手满是补丁的衣服，半是喜悦半是心疼地流下一串串泪花。她总是说：
“菊儿（我的乳名），操心沟沟边边，钱赚多少是个够。肚饥了你就买碗饭吃，不敢太饿了肚。”
母亲一边说一边叹气，我总是骗她说：
“妈，你放心，我从来就不走那没路的地方。肚饥了有窝窝吃，饿不着。”
她哪里知道，有一次，我竟然差点送了命。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冬夜，我们几个小伙伴决定天明赶到铁厂，卖了柴回来不误到五里外的槲树坪看钻山队（勘探队）。当时，谁家里都没有钟表。囫囵躺着迷糊了一阵便起身上路了。深秋的冷风只往脖子里钻，我们赶路心切，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上奔走着，一口气爬了五里，上了山顶。远处铁厂的灯火在夜色中跳动，我们稍事休息，便开始下山了。不巧，我的鞋里蹦进了一粒石子，硌得脚心生疼。我赶忙放下担子，磕掉那粒讨厌的石子。等我起身去追，伙伴们早已看不见背影了。
“哎，等一等”我喊道。
“山——底——见”
清晰的应答声敲击着我的耳鼓。我拽开碎步，瞪大双眼，在依稀可辨的夜色中没命地追赶着，两捆山柴不停地磕碰着路边的荆棘和石崖。一换肩，一闪身，我便一下子失脚掉进了路下的深沟里。
“快来人呀”我嘶声呐喊起来。
等伙伴们返回来绕下沟底，才摸索着帮我爬出了圪针窝。扁担断成了两截，柴捆散了一坡，鞋子短了一只，手上脸上挂得横一道竖一道的。我把泪水咽进肚里，一咬牙，顺手拽了一丛草，返回原路用土石拥在了路边。心想好狗日的，等天亮回来，一定记住这个鬼地方，将来发愤考个设计汽路的大学，非把这里修上一条宽宽的平平的大汽路，让后来的人再不摔跤掉沟。
卖柴回来，天已亮了。到失脚之处一看，原来晚上拥的那丛草是一束盛开的山菊花。从此，我便对山菊花格外偏爱起来。
第二年，我考上了初中。开学第一天，全班学生就奉命到什么南半山（铺头乡核桃河一带）去打虫（木料尺蠖虫）。整整走了一天半，只走得精疲力竭，腿脚红肿，才到了一个没有人烟的山岗上。往山下看去，小溪巨石历历在目，可等蛇曲斗折地下到那里足足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满山遍野全是密密麻麻的大树和蓬茏，各种各样从未见过的花毛毛虫子爬满了几乎是所有的树枝树叶，看了真叫人心栗寒碜。
白天，我们背着喷粉器，拿着镰刀、剪刀上山打虫；晚上住在一个满是野草砖石走风漏雨的破庙里，由附近八里外一个村子姓王的夫妇两人为我们做饭。这两口子有一男一女，男孩八岁，叫平平，大概是盼路平些吧，还没有上学；女孩五岁，叫菊花，大概是取其不怕风霜之义。男的见天都要回村为我们几十个人挑菜运粮，女的领着两个孩子烧火做饭。小菊花十分机灵俊秀，红扑扑的脸蛋，水汪汪的大眼，印堂间有一颗小巧逗人的黑痣。见了我们总爱叫哥哥、姐姐，大家都爱抱她，给她采些奇异的花草。
有一天快晌午时，突然听到破庙后有一个女孩儿尖利的哭声。我想坏了，是不是小菊花被蛇什么的毒虫子吓哭了。我喊了几声坡上的同学便攥紧镰刀三滚两跳来到了庙后。果然小菊花躺在路边哭喊着，她哥哥平平吓得直直的站在那里。
“平平，怎么回事？”
“她要上山采那黄花花，踩翻石头，掉下来了。”
“她采那花干什么？”
“你看。”
平平指着路上一长串用片石半头砖垒成的“小路”“小路”上放着一辆已很破旧的玩具小汽车，两边插了两行山菊花。
“她非要给那小汽车路栽两行黄花花树。”平平抱怨地说。
“你妈呢？”
“去河里洗菜去了。”
多么天真可爱的孩子，生在深山沟里，却幻想着有一条平坦的公路。我过去抱她，一碰到她的小腿，她就没命地哭喊。我想，可能是腿骨受伤，便和刚刚赶下来的几个同学把她小心翼翼地抬了起来。大家都争着要背她回村，我说我砍过柴，走山路熟悉，又有劲儿，便背上小菊花往村里的保健站送去。她母亲随后追了上来，问明了情况，就给小菊花讲开了故事，想是分散她的注意力，减轻她的疼痛吧。小菊花的母亲真好，连一滴泪都没流。一路上，我们几个同学轮流背着小菊花，见到医生，已是夜色朦胧了。一声检查完伤势，说是闭合性粉碎性骨折，要急送县医院手术。小菊花哭了：
“哥哥姐姐回去，不要——弄坏我的——汽路——还有花花——树——呜呜”
我们赶紧答应她，说保证不弄坏，还要垒得比原来好。她父母回家打点行装，准备担架上路。我们胡乱拨拉了点饭，怕山下老师同学着急，摸黑赶了回来，一路上虽然小心走路，还是摔了不少跟头。
第二天上山时，我又到庙后小菊花摔伤的地方看了看。她垒的小路已被路人踩得不复存在了，只是插在石缝里的几枝山菊花仍然在开放着，花叶上的露珠在晨光中流转着虹彩，秋风吹动着那坚劲挺立的花枝，好像在等着它的小主人再来“开汽车”后来没过几天，我们又艰苦跋涉回到了学校，小菊花从此也就杳无音信了
车子继续往前奔驰着，中国名曲连奏的旋律依然在耳畔回响着，我被菊花激起的感情波澜也随之久久地荡漾着。后来，我考取了大学文科，想当一名公路设计工程师的夙愿，终于成了我童年时代一种天真的幻想。但是，失脚之处那条小路已被家乡的人民扩展成了一条平坦的公路；远处看去，就像一条飘带系在那高耸峻逸的山头上，飘带一头连着古老的山林，一头通向繁华的都市。它把家乡人民与现代化生活的距离一下子缩短到咫尺之遥。
小菊花呢，她该是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了，不知她的腿现在怎么样。她幼年时的梦想，现在也变成了现实。世世代代的山里人想都不敢想的汽车开进了这深山高岭上。那一声声清脆响亮的汽车喇叭声吸引来一群群扶老携幼的山民。大概小菊花和她的父母、丈夫、孩子及乡亲们也站在庆祝通车的行列里。我用眼睛迅速扫描着那欢呼雀跃、敲锣打鼓的人群，寻找着那颗小巧逗人的黑痣。我寻找近处，近处是公路两旁的筑路工，他们一手拄着锹镐，一手举着各色的三角形彩旗，频频向过往的车辆挥动着。我看见他们的脸上闪着泪花，露着笑容，含着沉毅，蕴着向往我寻找远处，远处坡岭沟坎上，是星星点点盛开的山菊花。它没有公园里绚丽的鲜花那样令人留恋陶醉，更没有温室里名贵的花草那样娇美芬芳。它只是默默地扎根在这荒芜贫瘠的山之巅、沟之底、路之畔、石之缝中，为行人车辆增添着几分秋色，为古老的太行增添着几分风光。
一声“菊花，快来看呀”的喊声，使我一阵惊喜，莫不是当年的小菊花来了，真是无巧不成书了。我赶紧叫司机停住车，我走下车来，顺着女声寻找着。唉，原来应菊花的是个十来岁的女孩子，正眉飞色舞地指划着过往的彩车评点。见我开了车门走下来，热情的乡民们马上为我捧上来一碗开水。我一饮而尽，问道：“筑路工一天能开多少？”“两块。”“苦吗？”“惯了，没啥。”“进市里玩过吗？”“车通了就去。”
看着乡民们眉宇间的喜色，一眶泪水在我眼里打转。我想，祖辈翻山爬坡的山里人，今天终于有了密切城乡经济文化的纽带。从此，党的三中全会后的富民政策一定会通过这条宽阔的“渠道”源源滋润这里的穷乡僻壤，人民的生活一定会像满山的黄栌树那样红火，像盛开的山菊花那样鲜丽。
我想，石堆上的那束山菊花，大概是当年那个小菊花特意插的，为纪念童年梦幻的实现吧，或是哪个民工特意插的，为悼念在筑路中牺牲的亲人和同志，或是哪个小姑娘特意插的，企望着高速公路和铁路修进山来。如果都不是，那也一定会是小菊花的父老乡亲们，献给晋张公路通车的充满欣慰之喜，饱含希望之情的礼物。
小菊花，我想她说不定哪一天会乘车来到市里观光，或到影剧院欣赏节目，或到商店里采办货物，我肯定会从人群中一眼认出她来。然后，让她把她从进城手术起到现在的经历和生活详详细细讲给我听，问她是不是还记得破庙后头“汽路”上的山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