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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夜已经很深了，四周一片寂静，月亮挂在浩渺的空中，发出冰凉的清辉，冷漠地掷到地上。母亲卧室昏黄的灯光依然静静地亮着。
消息最早是正平打电话给我的。正平是二哥的同学，他告诉我，二哥被省纪检委的人带走了！
二哥出事了！这是全家人无法接受事实。二哥在外界公认度是很高的，认识他的人都称赞他是个好人、好官、孝子。不幸的是，这事却竟然临到了我的家。
母亲第三天头发就全白了，神情呆滞。父亲不说话，老抽烟。原本和美的家顿时布满了阴云，极沉闷。走进家里，使人憋得透不过起来。在生活最艰难的年代，家不会这样。大家都想不通，好生活才刚刚开始，大人、小孩都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二哥却出事了。
（二）
我的家同中国南方山区所有的普遍人家一样，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几间土屋，几亩田地，不知繁衍了多少苦乐与艰辛。到了我们这一代，赶上的好时代。除了大哥，我们三个兄弟姐妹都考上了大学，有了工作。二哥当干部，我在镇上当老师，小妹在县医院当医生，大哥是养鸡专业户，他收入并不比我们差。这样的日子祖辈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但却真真切切地临到我们。全家人脸上和内心被知足填满。以致有一次父母把我们四个做儿女的叫在一块，语气严肃神情急切地嘱咐我们：不求繁华富贵、飞黄腾达，只求活得踏实，一家人和和睦睦、平平安安。他们的眼神几近惊恐，好像我们如果还有什么非分之想，灾难就会马上来临似的！
我们家很有向心力。虽然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先后都成立了小家庭，但我们没有分家，也没有什么可分，况且父母也不喜欢我们搞“分裂”因此，我们家的观念是“大家”每年春节，我们都不远千里百里，拖儿带女、大包小包地赶回家过年。过年是我们全家人都快乐最幸福的事。二哥出事那天离春节只有三天。腊月二十后，母亲是天天掐指头算谁哪一天回来谁哪一天回来。可是，我知道今年我们没年过了。
其实，二哥在出事前曾回家过一次，是他调任副市长以后回老家时间最长的一次，头尾三天。现在回想起来，知道二哥是有意安排回家探望父母。他肯定预感到自己会发生什么事，也许他从内部获得了某些于他不利的消息。不知道是城市的拥挤不堪让二哥压抑，还是压抑的二哥觉得他的城市越来越糟糕，我和母亲都发现那次回家二哥的心情不是太好。母亲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摇了一下头笑了笑，但笑得很勉强。
我有个爱好，喜欢看报。这个爱好是二哥当上副市长后萌生出来。因为我们的市报常有二哥的名字和活动新闻。本来，我这个农村教师是不太关心美国次贷危机、冰岛国家破产、中央政治局开会、城市房价又升的，但二哥是我们家的重量级人物，家人包括没有文化的母亲都十分关注他，于是，我把单位迟到的人们翻过的日报带回去，和家里人一起看，特别是有报道二哥的，必带无疑。可是，有一天，市报报道说，全市重点项目工作会议召开，市长作重要讲话。按理说，有二哥的名字呀，可是我看来看去，全篇都细读过了，只字不提二哥，二哥是分管市重点项目工作，这个会议他怎么会没参加、讨论一个字呢？我当时甚是疑惑，后来想，一定是他有其他什么重要公务。这样想，也就不再在意了。现在想起来，这事还真与二哥出事有关。原来那也是一种不详的信号。
（三）
二哥出事，我心里很沉重。虽然他当官，从来不给过我任何的好处，有时甚至有事找他更难办，因为他怕影响他的声誉。可是，我没有办法不为他忧愁，我想这就是血缘关系，血缘是唯一的理由。我心情沉重的原因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自二哥出事后，母亲比任何人都悲痛，我真担心二哥没倒，她会倒下去。她单薄如柴骨的身躯，是经不住折腾的。
母亲的头发一半是为我而白，就是那年我生大病的缘故，一半是这次二哥出事又愁又急白的。都说当儿女的要孝敬父母，我们拿什么去孝敬呢？父母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的金钱、名誉、地位，而是我们的平安。我想起卡耐基的一句话，思想决定快乐，也决定痛苦。一个意念可以让你上天堂，也可以让你下地狱。嗨！天堂与地狱真是一步之遥。
听说我二哥出事，平常整天骂贪官的一些同事居然同情甚至还为二哥打抱不平，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们都说我二哥运气不好，贪官那么多，你二哥那点事算什么？那是小巫见大巫，那些当大官的，有几个不贪，他们照样做报告，现在反腐败都是杀鸡给猴看，吓吓官小的，胆小的。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二哥出事肯定有其必然性，这事来的这么突然，是我们对二哥不了解，也可以说是不关心的缘故，或者是他有意隐瞒着我们，不让父母和兄弟姐妹为他担心。我最怕的就是这点，我知道当官有风险。二哥是能扛事的人，但这事他一个人是扛不动的。他的强大，使我们平时产生了他不需要人帮助的错觉。可是，现在他好像一下子从高空跌到深渊，我们才想起，他也是常人，他也会跌失，他肯定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也需要温暖、关爱、亲情这些东西。无论如何我得进城一趟，见一下二嫂和正平。我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四）
我进城是在二哥被带走的第四天。
二哥工作的这座城市改革开放后的人口集聚得很快，从原来几十万变成了现在的三百多万。时下什么都提速，城市化、工业化争分夺秒地强占城里城外每一寸绿地和农田。用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楼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千篇一律火柴盒式的高楼，一群连一群。盖楼的速度越来越快，而车速却越来越慢，慢得使人的心气越来越急。城市特点只有一个字：挤！大城市究竟有什么好？别说一般老人过马路困难，就是中青年人也无法从容地穿过一条斑马线，更不用说能够完整看一次日出与日落，呼吸一次带着泥土芳香的清新空气。进了城什么都不方便，用大哥的话说，上街撒泡尿都困难。
时下，中国能看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洋人留下的，一种是古人留下的。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中国人比洋人、现代人比古人来的苯。no！是现代的中国人还不如古代人、洋人（其实也是古洋人）有耐性，都追求高效率、高速度，喜欢用机器设备来提速，结果质量与品质就成了问题。不信？你看，现在大到建筑物，小到吃的什么粉干，人们都喜欢手工做的。精品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精雕细琢。
“大院的士不能进！”骤停了下来的出租车把我从胡思乱想中拉回到现实。我赶紧付了钱往二哥家赶去
见到二嫂已是傍晚，她此前肯定是去求人了，见到她拖着疲惫的腿进门，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我问一些情况，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后对她说道，我去找正平。她说不用了，我已经找他了，这事没办法！
我知道钱这个东西有时是很有用的。二嫂现在很需要钱，而且数额要大。我听说如果主动把所有人家送的钱交上去，而且要越早越好，这样会减轻惩罚的。再说，如今人际关系像国际形势一样特复杂，要请人帮忙，是需要打理的，这也需要花钱。我来前赶去标了一个会，取出存折上的5万，凑了8万，虽然解决不了大事，但也是一点心意。
我临走时把钱交给二嫂，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下了。
（五）
回家的途中，我一直想着二哥的事和他的好。
我知道二哥想在城里混出个出人头地，底心愿是为了替老母亲争口气。在二哥的印象里，母亲总是没日没夜、没完没了地干活，日子实在清苦、艰辛，在老家总熬不出好日子，因为贫苦，父母总不和，为要不要继续让儿女们上学，为青菜煮得太少经常吵架，看到父母吵架，儿女们总是躲得远远的，心里非常害怕。每当这个时候，二哥就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跑城里去，混出人模狗样，给父母很多很多的钱，让他们不再为生活的小事吵架。
自从二哥当上副市长以后，全家人自然十分高兴。但我有时想起父母那次眼神，心里还是毛毛的，有点莫名的担忧。因为我从网上看，今天某某局长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立案调查，明天又是某某书记、市长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多少多少年，甚至还有死刑的。现在当官是有风险的，准确地说是当贪官有风险。二哥虽然从小本分，但那些被判官员在案发前官声很好的也不在少数。有的锐意改革、有的亲民爱民、有的率先垂范各种形象都有。遗憾的是，一旦案发，什么都不是，所有专职、兼职官衔都没有了，就剩一个头衔——贪官。
二哥是那种有眼光的领导，他是念历史的，对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前几年，在改造旧街工作上，他坚持主张恢复古迹，恢复不来就搞仿古建筑，可主官坚持要用现代建筑拓宽那条半旧不新的古街。二哥在论证会上引用了梁思诚当年保护北京前门大街的例子，梁思诚当年坚持北京的前门大街一定要完好地加以保护，但官方坚持一定拆掉古建筑，建设新前门。梁思诚说，总有一天，北京大前门还要恢复成原来的风格，但古迹是不可复制的，重建只是仿制品，不是古迹。事实证明，梁思诚的观点是正确的。令二哥高兴的那次的坚持最终以他的观点取胜。
二哥人很好、很聪明，但我现在却认为他很傻，高雅的说法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为什么会去贪那几块钱，家里生活现在比以前不是好多了吗？想想以前那叫什么日子，不要说住套房、去旅游了，连饭都吃不饱。1977年，家里断炊，大哥和我就到邻村的表姑家去借地瓜米，记得表姑的公公，在地瓜米装好后，又捧了一捧装进了大哥的布袋里。回家路上遇见了同村人，问你们挑的是什么，我一下子就喉咙哽噎了，心理一阵苦痛，泪水从里面往外涌，但还是给我忍住了，不让它流下来给熟人看见。我想，那种场面，二哥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日子都能度，还有什么日子不能度了。
二哥涉案金额总共30万，其中行贿10万，他从别人手里收了10万，又把这10万送给他的领导，这10万在他的手里还没有捂热。但在法律上是“双算”受贿10万、行贿10万，他真正“得到”的钱就是10万。10万块钱能做什么呢？他所在的城市房子当时算便宜了，每平米5千多，10万还买不了20平米，买套单身公寓还不够。他要是不出事，他的工资两年就挣回来了。但他出事了，也许，二哥也被苦怕了。
金额搞清楚了，二哥从纪委设立的审讯处被转到另一座城市的一个看守所。二哥完全失去了自由。对于二哥来说，失去人生自由比受到肉体的惩罚要苦得多。
二哥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他最爱去的地方是树林和公园。因为那里的绿色特别多，可以自由自在地满足眼目和精神的需要。
在看守所里，头几天他还“享受”单间，第五天的傍晚，一个肥头厚耳、满脸凶像的中年大汉被推进来，与他为伍。开始，他们谁也不理谁，倒也相安无事。可是，没过几天，他们就闹了起来。没有别的，就因为看高窗外面看守所围墙顶上的那株小草。
在这间低矮、潮湿毫无生气的囚室里，二哥被憋得实在难受，他用眼睛和想象力尽一切努力去搜寻可以让自己透气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因为他知道，自己牵涉的案件复杂，他不会很快从这间囚室里出去的。终于有一天，他透过高窗发现窗外远处的围墙上歪歪扭扭地长着一株小草。他感到一阵惊喜。从那一刻起，他每天花很多时间来观察、欣赏那一点点可怜的绿色。
可是，那天早晨，二哥在看那株小草时，思想跟着风中摇动的小草飘荡
他忘了在窗前呆多久，冷不防被后面来的一只大手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拎了起来，然后被狠狠地推了一下，毫无疑问，他摔倒了，他是没有防备，就是有防备，他知道情况也好不了哪里去，因为对方的力量比他要强得多，况且那只手里还添加了怨恨的暴发力。
“他妈的，整天霸占着窗户把光都挡得死死的！”对方终于骂出了他暴发的原因。
二哥没有反抗，也没有说话，他认为自己现在都到了这种状况了，对方的状况肯定也差不了多少。况且，他需要光，我需要绿，不能因为我的需要就妨碍他的需要。再冷静地想一想，这种地方是说理的地方吗？
二哥最终被判十二年有期徒刑。同时被“双开”了，他什么待遇都没有了，而且余生还要备受牢狱生活的折磨。全家人都觉得冤，但没有办法。机关大院是讲理的地方；家里是讲情的地方；而在公检法部门，那是讲法的地方。法律就是法律，不是情可以随便改变的。况且，他涉及的是个群发性案件，是被批了示挂了号的大案要案。上级部门要求彻查、严判。他的“领导”被判死缓，涉及的十几个处级干部都被判3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还有一大批人情节较轻，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母亲说，认命吧！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二哥从看守所又被转导离家更远的另一座城市的监狱。
（六）
二哥在别人眼里已经是个腐败分子，在我们心里依然是亲人，而且更进一步催生着亲情。二哥出事后，我常常苦眠到凌晨，牵挂二哥、更牵挂母亲。有时也埋怨自己的无能：在关键时候没有一点用处。自从那次送礼未遂后我一筹莫展，我本来还自认为不笨，常有学生家长夸我书教得好，甚至还有不少家长要求我办高考补习班，当然是那种在自己家里或租个一房间利用课余时间给成绩不大好或家长要求“提速”的孩子开小灶的辅导班。现在，我发现自己的情商的确很低，最简单的社会关系都跑不动、理不来。母亲虽然没有怪我，但我自己内心有一种负重感，甚至可以说是负罪感。大嫂虽然也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但从给她打招呼回给我的勉强笑容中，我还是觉察出她对我的失望。我想，在这种情形下，她没有蔑视我，没有埋怨我，这对我已经是十分宽容了。
（七）
老天好像故意跟母亲作对似的，没完没了地下着梅雨。母亲颤巍巍地拎着一条矮凳坐在大门口的屋檐下，脸朝南方，眼睛空洞而迷茫，天气又湿又冷，大家怕她感冒生病，轮着去叫她回屋休息，可她像没听见，头也不回地望着远方，神情依然迷茫。看到母亲这样，全家人心里都堵得慌。
日子在母亲的哀声中一点一滴地捱过。母亲的记忆力已大不如以前了。她总是钥匙拿在手里到处找钥匙，药也东一餐西一餐，经常吃吃停停，我们都为她的身体担忧。然而，不管什么人劝她，也无济于事。二哥的出事，对她的打击过于沉重。那一天是中秋节，全家人也没有心情过，因为孩子从外面回来，我还是买了一盒月饼和一些鱼肉。母亲看了也没说什么，她会理解我们儿女所作的一切，可是，当我们做好饭叫她吃的时候，她说：
“你们吃吧，我今天胃有点不舒服。”
“妈，那你去喝点猪肚汤吧！”妻子和声细语地劝道。
“你们先吃吧，我刚才不饿。”说着，便移着沉重的脚步向她自己的卧室走去
我知道，这辈子我们整个家族用任何的代价都换不来二哥的政治平安了。换句话说，二哥出事了，对我们家族来说，付出的代价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挽救的。特别是母亲那满头的白发和满心的悲哀。
（八）
又到过大年的时候了，家里依然没有什么年味。我闲着无事在自家的房子里溜达。路过二哥过年回家常住的房间时，眼前不禁浮现出十四年前兄弟姐妹相聚情景
也是一个年底春，天气非常好，太阳暖洋洋，给备年货的人们增添了不少过年的喜悦。二哥那年也回来过年，当时他在一个县任副县长。他回来的时候已是农历腊月二十九。吃完年夜饭，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余兴未尽，不想看春晚，也不想打牌，就喜欢喝酒聊天，海阔天空地聊。二哥那晚情绪特别高昂，小妹说一个她医院的桃色故事，好几次都被二哥打断。记得二哥那天告诉我们人生的许多重要道理，特别是对钱的认识，他分析得尤为深刻，二哥毕竟见多识广，他的深刻的哲理引起了我们内心的共鸣。他说“现实中有不少自认为很有本事的人，他们不干别的任何事情，唯有拼死拼活地挣钱，积累财富，而且就是舍不得花掉，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奴隶——钱的奴隶，因为他们终生摆脱不了钱对他们的奴役，有的到临终前才明白过来，但为时已晚；有的到死还不明白，他因为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挣钱上，没有享受到多少的快乐和幸福。他们留着一大笔钱认为是自己的财富，其实那已经是别人的财富，自己却两手空空而去。对钱财万万不可看重。有人说，钱是万恶之源。错了，贪财才是万恶之源。对钱财，应取之有道，用之适当。”
二哥的这席话，对我的启发很大。他自己可能不知道，就是他的钱财观让我放弃了弃教从政的念头。可现在他自己
（九）
出事前的那些日子，二哥其实一直在苦撑着，很难熬，就像喝酒一样，终于撑不下去就吐了。二哥希望能撑到退休，或者撑到工龄满30年提前退休也行。可是，现实并不会照顾他的侥幸心理。就在他离提前退休线不到3个月时光里，他出事了。
在狱中，母亲苦撑这个家的情景一幕幕地展现在他的眼前，就像过去放黑白电影一样。母亲是为了什么，为了生存，为了儿女，而我呢？为膨胀了的私欲。二哥感到愧疚不堪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党培养、人民养育几十年的领导干部，境界居然不如没有文化、终生操持家务的劳动妇女。怪不得人们都说，母爱是最伟大的。
出事前，那些古今中外的至理名言，那些有血有肉的反面事例，还有老领导的悔语、老朋友的忠言、老母亲的提醒，听起来是那么的空洞遥远，现在想起来，怎么都好像是针对自己说的。为什么那些忠言良语就听不进去呢？哪怕是听进去半句也不至于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嗨！人哪人！
二哥又想起中学教科书上的一句话，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就是资本主义。这个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用在自己身上再也贴切不过了。他能像一些落马的官员那样，怪党和政府、怪别人举报、怪体制机制吗？不！一切都是咎由自取。假如，能够重头活起，一定要好好活着，至少要死死守住“底线”二哥坐在墙角背靠着斑驳的墙，举头望着高窗想着。
“我在看守所的时候，开始是希望出现奇迹，重新获得自由，到后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就一直想能早点判下来，早一天到监狱去。因为，这是必经的一个过程。我想，至少监狱的活动空间会大一点，至少可以‘放风’。”这是二哥对采访他的记者说的一段话，二哥还说：“人不能像陀螺一样不停地在转，否则，就没有思考的时间，我在位时，整天没日没夜地工作、应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一点问题，尤其是人生观、权力观等，因此，直到出了这么大事还不明白根源在哪里，现在知道，但太晚了。”
二哥曾参加过省委党校的中青年干部进修班培训，这个班次被默认为厅级后备干部培训班。开班动员是省委组织部长，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党校还专门安排一位教授讲“三观”问题，可二哥，觉得很枯燥、空空洞洞，无法入脑入心。
二哥还想起自己不只一次在主席台上作这方面内容的报告，对象有党员干部，有学校师生，有基层干群，有口无心地念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建设、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有时为了强化语气、收到会议成果，还提高嗓子。现在想想真是可笑至极。可笑的不是部长、不是教授，而是自己。
（十）
二哥提前两年释放，这个月二十五号会回家。消息依然是正平告诉我们的。
二哥回村时是秋收季节，在一个金色的黄昏。在村口，他停了下来，一群小孩在晒谷场做游戏，谷子都收起来了，是一块50、60平米的祠堂门口的小水泥地。孩子们在比赛跑步，由于场地小，他们在一处边缘用木炭画了一条黑线，算是起跑线，5、6个小男孩站在起跑线上，一个喊“一、二、三”便开始沿着小水泥地的边沿跑，谁最先回到起跑线便是冠军。看着看着，二哥忽然悟着什么“回到原点”自己不正是从这个村出去，求学、就业、提拔、撤职，然而，又回到这个村，他本是农民，绕了一圈，现在又是农民，甚至连农民都不算，因为农民还有一块田地，而他却什么也没有。生活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这样想，望着远山的太阳就要落下去了，他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获得比赛冠军的那个壮实的小孩，很懂礼貌，他发现这个赛场的陌生的唯一观众，走了过来，主动与二哥打招呼：“爷爷，你找谁？”
“爷爷”二哥才五十挂零，陀螺一样工作和十年的监狱生活已经使这位当年帅气小伙成为白发飘零满脸沧桑感的小老头了。
二哥转身走向村里“爷爷”他心里荡起了一种乡土般的带着苦涩的亲切。
二哥回家时，母亲在医院住院，是心脏病发作，病情已稳定。她前三天就要求回到家里等二哥了。她记忆力衰退了很厉害，然而神奇的是二哥回家的日子，她掐指算过，不会错一天的。大家拗不过她，母亲提前一天出院。
父亲已去逝，患脑溢血，在乡下大哥家未来得及及时抢救。二哥事发前，早就想带他去城里医院全面检查，但都因该死的突发事件给误了。
见着二哥，我着实吓了一跳，怎么这么老了，比大哥还老。世事如烟如云，二哥儿时挨饿，结婚欠债，工作玩命，中年大病，出事后受尽折磨，出来后失去工作，生活无保，真是一路艰辛。二嫂那天也再老家等二哥，见到二哥，话竟说不出来，转身跑房间里哭了一场。
遵母亲的意思，全家吃一餐团圆饭。在聊到二哥今后的打算时，母亲打断了话，今天就是好好吃饭，聊什么打算，让孝儿休息一段。
二哥说“妈，没事的，聊什么都可以，只有一家人能聚在一起。”二哥看了一眼大哥“我想跟大哥一起养鸡。”
除了小妹和小妹夫，全家人没有为二哥这样的选择意向感到惊讶。
多数像二哥这样的人，出来后都去商场，利用原来的人脉关系最大限度地挣钱。
二哥接着说“我想养鸡，不因别的，只想跟母亲在一起，在农村，我也觉得心里踏实。”
母亲说“其实，干什么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平安！”
二哥说“妈，你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我听你的。”
大哥说“妈的这句话30年前就对我们说了，你可能忘记了。”
是的，二哥可能真的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