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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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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3月18日,突然接到母亲逝世的电话“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我,整整哭了一个晚上:我想用泪水洗刷对母亲的忏悔;我想用泪水汇集一条思念母亲的河流

    但一切都已无法弥补。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是为母亲的在天之灵默默祈祷:愿一生善良、勤劳的母亲的灵魂从此安宁!如果人真的有轮回,母亲,下辈子我还做您的儿子,以弥补今生我对您的缺憾!

    2000年年尾,接到母亲病重的电话,当时我手上工作很忙,担心领导不会准假。但当我给领导们讲了这个情况后,他们立即安排人接替了我的工作,嘱我早一点回家抢救我母亲。

    几千里汽车路途的颠簸,当我见到母亲时,她已被强烈的病痛折磨得只剩下皮包骨头。我忍不住心酸,但为了不让母亲更难过,我终于没有让泪水流出来。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带着母亲在县医院做全面检查,然而这些医生均表示无可奈何。其实,母亲所患病症仅仅是耳朵内长出一些肉将耳朵填满(其实是肿瘤),但医院却不敢做切除手术,据称,目前国内可能还没有在该部位做切除手术的能力。因为已近年关,我们只好返回地方医院做保守治疗。几天后母亲的病情有了好转,而我过完春节也便匆匆回到广东。

    然而,这竟然成了和母亲的永别!

    母亲,您刚刚越过60岁的生日,怎能就这样走了?您不是说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带您到广东看一看世界的吗?

    母亲走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母亲,您会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小时候,曾记得父亲是个有权的人物,经常到县城开会,我们也有比其他小小孩子优越的地方:平时都有很多零食吃,吃得最多的一种是叫“金果麻丸”的杂糖。那时我们还只两兄妹,父亲每次带回家很多,除了给我和妹妹,也给母亲一些。但母亲却从来舍不得吃,总是在我们吃完了之后拿出来给我们吃。

    然而这样的光景没有多久,大约五岁时父亲竟然成了挨批斗的对象。那时我已经能认识很多字,看到满墙壁打倒父亲的标语我就在无人的时候去擦,有一次正好被写标语的人逮个正着,他使劲地拧我的耳朵,我大哭大闹,闻声赶来的母亲和他大吵了一架。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都处于一种沉闷的氛围,用父亲当时所形容的一个成语,就叫“黑云压城城欲摧”父亲每天都要出去参加各种批判会,母亲和我则成天在家为父亲担心。有一天,父亲也是出去开会了,家里突然闯进一伙人来搜查,我当时吓得跑到屋后钻进一蓬玉米秸里躲起来,任凭母亲怎么喊也不敢出来。母亲不知找了我多久,而我居然在玉米秸里睡着了。直到父亲回来后又请邻居帮忙才把我找出来,母亲把我揽在怀里,我看见她双眼都已哭得通红。后来才知道,那伙人是来搜查父亲的“罪证”的,他们因为没有什么收获,便把父亲平时最喜欢看的中国通史、红楼梦、三国演义和一大堆古版的诗经、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籍全部拿走,说这些是反动书籍,要没收。我看见父亲的脸铁青着,以为是因为我的缘故,大气也不敢出。后来母亲从鸡窝里拿出几本书递给父亲说:“我看见他们像一群强盗把那些书翻出来,就赶紧把你放在抽屉里的这几本藏起来。”父亲当时如获至宝,说:“大难不死,大难不死。”后来我才知道那几本书一本是西游记,另几本是东周列国志上中下三集,还有一本残缺不全的水浒传。这几本书对我的影响可以说十分深远,我在勉强能看得懂的时候几乎每天手不释卷,大约我对写作的偏好说是缘于此吧。

    我曾经被当地人称为“神童”其实我只不过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习成绩语文数学两门课(那时的小学也只有这两门课)每次考试都是100分罢了,这也得以我的班主任吴毅然老师。但读五年级时,由于换了一个与我父亲有矛盾的数学教师,也和我同姓,论辈分我应该叫他叔叔。我的命运从此开始逆转:每当上数学课时,他必定找一个借口将我“赶”出教室,在门外站45分钟。最难忘的是五年级下学期的一天,上数学课时,我因为在课桌上放了一本语文课本,老师要我站到门外去,我委屈得哭起来,他竟然连打我几耳光,当即鼻孔流血不止,我放声大哭,正在附近参加生产劳动的母亲闻声赶到学校,质问他为什么打人?他竟然指责母亲扰乱学校秩序,并说要开除我。记得当时母亲气愤得双眼通红,但她终于没让眼泪流出来,只是把我带到水沟洗血迹时,我才看见母亲一把一把地抹眼泪。晚上父亲知道我的情况后,第二天即到学校与校长交涉,打我的老师才给我说了几句言不由衷的道歉话,但从此以后,我便在幼小的心灵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的仇恨,以至最后彻底放弃了数学。然而我付出的代价却是第一次高考时数学分数为“0”尽管总分已超过分数线,但当时的高考制度是不与录取的。此是后话。

    由于父亲的重大挫折,家境每况愈下,而在当年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岁月,文弱的父亲和多病的母亲只能是生产队最末等的劳动力,加上先后又出生了几个妹妹,每年年终结算都是缺粮户。在这种情况下,家里日常的杂项开支尚且难以为继,我读书的学费便自然成了问题。但每当我哭着要学费的时候,母亲总能拿出一叠票面值为一角两角的钞票给我。我知道,这些钱是母亲卖鸡蛋和猪骨头以及平时采一些小药材积攒起来的,记得母亲每次从外面回来总是拿一把鱼腥草之类的,洗净晒干后便带到集市上换几角人民币。

    因为贫穷,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新鞋,都是母亲将旧的改造而来。这是一个永存于我心灵深处的“历史档案”:在昏黄的煤油灯(有时是竹子烧起的火把)下,母亲把一些旧衣服裁裁剪剪,然后缝成一件件“新衣”;将别人穿破的“解放鞋”讨回来,把破鞋帮剪掉,然后另做鞋帮缝上去,就成了一双“新鞋”母亲将其命为“改球鞋”当我和妹妹们高兴地穿上时,母亲也会在一旁开心地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然而我们这样的“新衣”或“新鞋”却常常受到来自那些穿真正新衣新鞋的同学的嘲笑和歧视,所以当我是中学生时,我宁可穿补丁加补丁的衣服和打赤脚,再也不愿穿这种“新衣”和“新鞋”气得母亲不知流了多少次眼泪。

    从小学到中学,我差不多都是用铅笔做作业,其间母亲曾给我买过一根圆珠笔心,我着实高兴过一段时间,我把圆珠笔心塞进一节竹管,这样拿在手里写字时要好很多。但圆珠笔心毕竟用不了多久,当它再也写不出字的时候,我曾想过很多的办法,比如往空笔心里面灌“马桑泡”(马桑树结的果实,挤破后流出紫色的汁液,有小毒,甜味,曾有过许多小孩因误食而中毒),或是用别人用完的电池砸滥泡水再灌进去,最后都失败了。我时刻梦想着能拥有一支钢笔,这个愿望直到高中快要毕业时我同母异父、跟外祖父生活的哥哥才送给我一支。记得曾经有一次,上数学的刘老师这样说我:“作为中学生,不能老用铅笔做作业”虽然我知道当时刘老师绝不是因我没钱买钢笔而有意这样说的,但这句话却深深刺痛了我当时的还不健全的人格和尊严。

    现在想来,我今天依然不健全的人格,或者说叫心理障碍,大多是那时候形成的:老天造就了我一个性灵的大脑,却没有给予我相应的生活和成长的空间:每当我看到别人穿上新衣或拥有一支钢笔,我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甚或自虐情结,后来这种情结甚至恶性膨胀到对社会的强迫性对抗,以至若干年以后成为我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却可以写出自己的姓名,这正好被我利用了一次:那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因为打架,老师要我们写保证书,必须要有家长签名,回家后想来想去,父亲那里是绝不敢拿去签名的,便想了一个骗母亲的办法:先用话“激”母亲说,你太没用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母亲说:“谁说我不会写名字?你找纸来我写给你看。”我赶紧拿出早就写好的保证书,指着签名的位置要她写,她一笔一划歪歪扭扭的写完后说:“这不是我的名字吗?”我连声说“是”如获至宝,拿到学校去交差去了。多年之后我给母亲讲当年骗她的经过,母亲笑笑说:“还好意思,骗自己的妈,没良心。”

    母亲永远是任劳任怨、温和善良的,而父亲则性如烈火,疾恶如仇,所谓的“严父慈母”在我家正好得到印证。我记不清小时候到底挨过多少父亲的打骂,但每次在我挨打挨骂的时候母亲都会因为护我的“短”而被父亲连带呵斥甚或挨上几竹条。竹条,是小时候父亲惩罚我们的工具,它是从竹子上取下的枝条,习惯上称为竹条。父母用竹条打孩子,在我们家乡似乎是约定俗成的传统,今天依然盛行。即使做父母的只是为了吓唬吓唬孩子,把竹条拿在手里对着空中用力的“唰唰”几下,那空气被撕裂的声音也足以让孩子噤若寒蝉。我自第一次被竹条打上紫色的血痕开始,就如同在心灵里打上了“烙印”直到我成年以后的若干年,还对之心有余悸。也正因为竹条的缘故,我恨了父亲很多年。多年以后当我自己的孩子因调皮捣蛋做错事,我也拿起象征父亲权威的竹条的时候,我才对父亲有了几分谅解。不过却不能释然母亲替我们挨的那些竹条。至于后来我从心底对父亲彻底“宽容”则是我领悟到我较之一般人有更能驾驭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应该属于父亲严厉管教我的结果。

    母亲是标准型的贤妻良母,如果在外面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回到家里,母亲都会想方设法使我们情绪好起来。在左邻右舍,母亲也有很好的人缘,很少和别人发生争吵。-

    母亲一生多病,最主要的原因是生育了我们14胎儿女,尽管健在的只有我们十姐妹,但在当年那种太贫穷的农村,物质和营养极度匮乏的环境下,养活一个尚且不易,何况养了我们这么多!我现在依然记得母亲白天带病参加生产,晚上回家还得忙于家务琐碎的种种情形。我们常常见到母亲咳嗽成一团,有时突然昏倒在地。但因为没钱买药,更没钱进医院,母亲只能自己去采挖一种叫“矮桐子”(后来我知道“矮桐子”的草药名叫“臭牡丹”)的草药,和黑母鸡生的蛋炖了吃。据母亲说,这是一种祖传秘方,专治“晕病”但这种祖传秘方仅能缓解而不能根治病情,因为母亲还是隔一段时间又要复发,终于有一天,母亲病倒在床了,祖传秘方不见一点效果,父亲只好借钱到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竟然是被当时认定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好在父亲有很多朋友,通过这些朋友的关系,得到了一笔国家救济金。于是遵照医生安排,父亲买回了很多药品,什么异烟肼、鱼肝油、雷米封之类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些药品名称。一段时间以后,母亲有了一些好转,便又参加生产劳动。但大病初愈,身体自然很虚弱,而当时在生产队任班长的大伯父却骂母亲做事像个“福太太”母亲晚上气得掉眼泪,父亲要去找大伯拼命,被母亲劝住了。又大约过了几年,母亲自觉身体好了很多,在医院复查,除了其他一些毛病,肺结核竟然好了,医院认为是个奇迹。

    后来我认为母亲的病与她的生活习惯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她特别喜欢吃夹生的土豆片和烧烤的食物(当然不是都市人所说的烧烤),还特别喜欢吃甜食和辣椒。受母亲的影响,我也有这些嗜好,但我毕竟读的书多,知道膳食的合理调配,因之逐渐改变了那些偏食的习惯。

    母亲的一生,几乎全部在为我们这些儿女付出。然而我们却未能给予母亲哪怕仅仅是万分之一的回报。我想,母亲是能够理解我们儿女各自的苦衷的。在我刚刚从父母的庇荫中带着一身学生气走入社会的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处于初期阶段,而封闭的家乡未能给我提供合适的舞台,近乎残醋的人文环境将我满腔的雄心和理想撕裂成丝丝碎片,将我的不屈的人格和尊严剜割得鲜血淋淋。那时,我自顾不暇,三尺讲台将我浓缩在白茫茫的粉尘和白茫茫的心境之中,而婚姻的不幸更让我感觉到生活的无奈;在经历了几番心理的反复掂量之后,远离了故乡,远离了父母和亲人,只身融入南下打工大潮,企图在未知的珠三角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打工的日子,许多的辛酸曲折难以一言而尽,而对父母的孝道亦越来越遥远,虽然间或在得知父母欠安时会生发出强烈的自惭内疚,然而最多出只是寄上一个信封的忏悔加上几十元或一两百元的“慰藉”当我终于凭借毅力在珠三角崭露头角,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接从未走出过省城的父母(母亲甚至连县城也仅去过两次)到南方的大都市开开眼界,然而我还未来得及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却先得到母亲病危的电话后来我在医院里安慰母亲,希望她病好以后我带她和父亲到广东去旅游,母亲听了很高兴,见两行眼泪从她苍白的脸上滚下来,我知道她是被我“感动”的。

    然而这一切仿佛还在眼前,母亲却再也不屑于我们这些不肖儿女的一切,她要脱离这个给她无限苦难的世界,在另一个世界寻找属于她的安乐!

    为您在天国的灵魂祝福,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