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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儿童会在美国
布兰妮·赫利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渴望成为一名儿科医生，如果生在一个中产家庭，她的梦想也许已经实现了。她讲话带着浓重的阿帕拉契亚口音，有时很难听懂，但头脑敏捷。然而，生活不让她好过，部分原因在于她在肯塔基州布雷萨特县的一个瘾君子家庭长大。布雷萨特，这个满是突兀的山坡和青翠的山谷之地，有一段动荡的过去（因为长期争斗，这里也被称作“血腥布雷萨特”），如今更是举步维艰。
县里几乎每户人家都受到冰毒、酒精、处方止疼药或其他药物成瘾的折磨。一度依赖木材和煤矿的经济已经崩溃，就业岗位稀少。县里的人均收入是15500美元，自1940年以来，人口减少近半。很多家庭居住在破旧的拖车里。车外垃圾遍地，车内的问题家庭往往也支离破碎。布兰妮说，12岁时，她曾遭一名家庭成员强暴。当她向家里其他人寻求安慰和帮助时，他们却把处方止疼药和毒品介绍给她，以此减轻痛苦。仅12岁，她已吸毒成瘾。
从物质层面来说，布雷萨特县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内已经有所进步：绝大部分家庭都有电力和水暖设备，而20世纪60年代很多家庭都缺乏这些设备；一项研究发现，在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美国家庭中，80%现在拥有至少一台空调，几乎全都拥有微波炉，很多还有洗衣机和烘干机。尽管美国穷人享受着这些物质财富，但在希望上，他们一贫如洗。布雷萨特县的居民里，99%是白人，但这里散发出的绝望之感，与南达科他州松岭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或印度孟买的贫民窟别无二致。从滥用药物的行为，从家庭破碎、高中辍学，从每晚站在横跨肯塔基河北部支流的大桥上等着向过路司机出卖肉体以换取处方药的未成年少女身上，你看到的是绝望。
我们倾向于认为救助儿童会是一个在索马里那样的地方帮助饥饿儿童的援助组织。他们的确这样做，不过同时也在美国操作和护士家庭合作计划类似的项目。每个月捐款28美元，你就能资助一个美国孩子，使他在大脑发育时期获得及时的帮助。我们跟着布雷萨特县的救助儿童会，考察了这个项目的运行，并和布兰妮·赫利相处了一段时间。
布兰妮有一头深棕色的头发和漂亮的蓝眼睛，脸上总不由自主地挂着温暖的笑容。她在学校是个出名的聪明学生，也是个捣蛋鬼。高中二年级，她辍学了，去列克星顿参加了一个名叫“山脊”的戒毒项目。就是在那里，布兰妮清醒过来，遇到了鼓励她思考人生方向的导师和生活教练。她带着新的目标从“山脊”归来：不再沾毒品，找一份工作，继续读书。她搬去和奶奶同住。奶奶过去是个酒鬼，现在已经戒酒，看上去是这个家里最安稳可靠的人。布兰妮带着妹妹一起，让她远离曾不断遭受的强奸。布兰妮也邂逅了爱情，她与当地修车厂工人、26岁的斯坦利相爱了。
斯坦利初中就辍学了，我们见面时，他还不大有信心。瘦削的斯坦利一头黑发，沉默寡言。他先是说自己过去酗酒，现在已经戒了，没过几分钟，就改口说还在喝酒，但“不那么频繁了”。从积极的一面看，他非常在意布兰妮，已经和她结婚。他也安定下来，有了一份踏实稳定的工作——这在布雷萨特县可不好找。布兰妮17岁时，他们有了儿子兰德勒。我们来看她时，布兰妮19岁，和斯坦利、兰德勒住在小型拖车公园的一辆拖车上。当时她和22个月大的兰德勒正在接受当地救助儿童会扶贫人员科特妮·特伦特的家访。特伦特22岁，满头金发，说话轻声细语，看着就像我们在当地遇到的每个人的远亲。因为从小在这里长大，特伦特知道背后的故事——谁在吸毒，谁真心希望找到工作，谁虐待残疾人，谁是酒鬼。特伦特不吸毒，还在攻读大学学位，因此也是当地的一个行为榜样。
布兰妮和科特妮陪兰德勒玩了一会儿，又聊了聊八卦。然后，科特妮问布兰妮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原来，布兰妮的一个家庭成员最近因为经营制毒室被捕后，从监狱给布兰妮打来电话，请求她帮助保释。“我跟他说‘去死吧你’，然后就挂了。”布兰妮说。她现在在一家温迪汉堡餐厅做全职工作，下定决心要给予兰德勒她自己小时候不曾拥有的爱护。她聊起从这里搬走的计划，部分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部分是想逃离绝望和毒品的不良影响。布兰妮和科特妮又说起兰德勒的情况，一起温柔地夸奖他聪明。
在布雷萨特县，拥有儿童书的家庭寥寥无几，好在特伦特就是个移动图书馆。每次家访，她都会放下六本书，同时把上次家访时留下的书收回来。她和妈妈们一起给孩子们重读上次留下的书。“如果一个妈妈不会读，或者读得不好，我就会让她看着图片，自己编故事，”特伦特说，“孩子听不出差别。重要的是和他说话，陪他玩。”布兰妮看来并不需要督促，她念得很好，也喜欢给兰德勒讲故事。在地板上陪兰德勒玩耍的时候，布兰妮和科特妮说起了女孩间的悄悄话。布兰妮坦承她渴望上大学，成为一名护士。科特妮鼓励她，告诉她这一切都可能实现。她们轻柔而温暖地微笑着，兰德勒在客厅里摇晃着跑来跑去，高兴地咿咿呀呀。
“他会说22个月的孩子根本不会的复杂词，”赫利快乐地说，“我真为他骄傲。”
虽然专家们已经广泛认同家访项目具有显著的效果，但是围绕什么才是最佳实施策略，一直存在争议。护士家庭合作计划的数据显示，因为护士具有的权威性，他们的影响力比其他人更大。[25]与此相对的研究则表明，即便是不具备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教育水平的扶贫工作者或家访人员，也能够对育儿风格、儿童虐待、儿童健康乃至认知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26]救助儿童会认为，雇用护士的成本相对高昂，因此，雇用像科特妮·特伦特这样能够让社区居民产生信任感的本地人更加划算，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他们已经开始追踪和评估，初期结果看来很有前景。
循证政策联盟[27]检测了八个家访项目，发现实证支持最有力的是护士家庭合作计划，支撑另外两个项目“早期介入计划”（am）和“家庭检查”（-up）的证据略少，显示其余家访计划影响力的证据更弱。芝加哥大学的黛博拉·达罗（）则认为，这个领域中的众多组织都具备有效的要素。[28]有人主张，在第二胎或第三胎出生时继续家访是重要的，因为那时母亲承受的压力特别大。以这种方式推行家访和育儿训练的两大主要组织是“美国健康家庭计划”（ca）和“孩子优先”（）。所有这些机构都试图承担这个国家最关键的工作，创造机会和平等，同时从长远的角度节约成本。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支持他们，他们的网站也提供了各式选择——包括资助婴儿或兰德勒这样的幼儿。鼓动各州各市引进家访计划的倡议行动也可以创造改变。
除了布兰妮·赫利，我们在肯塔基州还随救助儿童会走访了阿纳斯塔西娅·麦考密克。这个年轻的职业母亲住在拖车屋里，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一个6岁，一个只有9个月，现在又怀着双胞胎。麦考密克每周在比萨店打工两三天，以此维持生活。我们去采访时，她的车出了故障，只能步行两英里去上班。她承认，随着怀孕越来越久，她到时不得不辞工，在一张接一张账单、一个又一个危机之间挣扎过活。之前购买的洗衣机和烘干机没有按时付款，估计它们要被收回去了。在其他设施方面，她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接到一张断电通知单，”她说，“不过有一个月的时间来付清欠款。”她的男朋友九年级就辍学了，找不到工作，因为腿部受伤落下了残疾。
帮助阿纳斯塔西娅和伴侣摆脱贫困是一个挑战，这是现实。但我们还有时间，改变她肚子里那对男孩的命运。得到一些帮助，他们就能打破贫穷的循环。帮助两个男孩和几百万跟他们一样的人，应该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他们还太幼小，小得不可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