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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李新宇先生的这本走过荒原时，已是炎炎七月了。那清雅素朴的装帧，那淡淡的油墨香气，以及书名本身所浸染着的空旷辽远之感，让我在这北方沤热的时节里，蓦然感受到一阵清冽冽的风。
称作者为“先生”不仅仅是出于敬意，就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曾经有三年的时间，在曲阜，那个古朴幽静的小城里，我有幸跟随他，攻读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
也正因为此，这本副题为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的著作，不仅让我窥见了属于先生的“文学十年”也让我获得了一次重温过往的契机：我仿佛又看到了十年前的那个自己，青涩而懵懂，在文学已然失去轰动效应的90年代，狂热而羞涩地走向文学。
在时间序列中已成为“过去”的90年代，却无法在我们的精神现场退隐。而先生的这册“笔记”再一次向我们昭示出90年代的巨大“玄机”尽管先生自言这里所写的，只是他个人视野中的现象和感觉，无意于全面展示这10年文学的全貌，更没有做编年史的野心，但90年代文学和社会文化的一个大致轨迹，还是清晰地显现在了他的文字中。从零度介入、启蒙文学的尴尬境地，到王朔的挑战和人文精神的讨论；从后殖民、后现代到新状态、新都市、新左派；从个人话语、市民社会到王晓波、昆德拉和上海宝贝90年代的喧哗纷纭，在先生独到的观照和审慎的梳理中，有了拨云见日般的明朗感，而那些日新月异的语词和概念，也渐渐剥离了或冠冕或繁复的“能指”显露出较为稳妥的质地来。
尽管是笔记体的散论短章，但因为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气脉，而并不显得琐碎割裂。而这气脉，应该早在先生的青年时期，在他写于80年代的那篇在鲁迅的道路上艰难迈进中，就已经蕴育生成了。
记得在曲阜时，先生曾把他读过的颇有心得的论文复印成册，作为自编的讲义，嘱我细读。那厚厚的一大本里，有季红真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还有如今已是我导师的王富仁先生的那篇著名的镜子只是那时我正迷恋着西方、女性主义和陈染、林白们，对我而言，鲁迅、启蒙以及宏大、深刻的种种都过于沉重了。现在想来，那时的我真是太过年轻了，年轻得甚至难以真正感应到一个古老民族的文明痼疾，和一个特殊群体的精神之痛。当我很快把讲义交还先生并轻率地表达出自己的隔膜时，我分明看到了他眼神里隐隐的失望。
及至而立之年，及至再次背起书包求学京都，我才渐渐体察到先生的良苦用心，而这种“觉悟”又每每令我愧怍汗颜，由此也体会出彼时彼地，一个知识者的孤独。作为学生，我尚且不能理解他，又怎能奢求那空茫的“民间”与“大众”？
但先生是宽容的，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我们成长。当我选定“90年代的女性文学”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题目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欣然同意了——而其时“女性主义”在本土文化场中的大力张扬，已招致了一些误解甚至厌烦，那段时期里女研究生们前赴后继地执着于“女性文学”已经很令一些老先生头疼了。
但先生没有说什么。也许，在他看来，文学首先意味着心跳与感动。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研究者而言，重要的是感受与体验，是最初的遇合与顿悟，所以，他不会用自己的精神意向去规划我们的课题和选择。这一次，当我在这部笔记里第一次读到他对陈染、林白、张欣、唐颖等女作家的细致解读时，我不禁有一种会心的触动。
而面对文化圈里喧嚣浮躁的种种，他却不轻易允诺“宽容”针对世纪末文坛大面积的精神萎缩，他强调“文学不应放弃价值评判”并铿锵写到：“在生存的名义之下肯定动物的原则；在生存的名义下肯定人性的弱点；在生存的名义下肯定人的软弱甚至卑鄙；甚至把它解释为只能如此、别无选择——这看上去是尊重人，尊重人性，其实，是人的悲剧。”（文学不应放弃价值评判）
而批评领域有关“宽容”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时，他却远为清醒地看到了“宽容”背后的价值真空和“平庸者的专制”：“社会文化应该是多元的，但是，对于这多元格局中的某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的精神抉择却不可能是多元而无立场的。事实上，那也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那结果就不再是多元化，而成了无立场的一元化，成了不准坚持自己立场和观点的多元化平庸者的专制。”（关于批评的宽容与不宽容）
90年代的中国文化收获了形形色色的“主义”和此起彼伏的“新”与“后”而在轮番登场的流行话语中，先生敏锐地意识到：“无论前现代的力量多么根深蒂固，无论后现代思潮多么时髦诱人，对于中国来说，到头来仍然要老老实实地进行现代文化建设。”因为他痛切地感到：“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不是一个现代文化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而是一个现代文化在各种冲突和挤压汇总浮沉和挣扎的曲折过程。中国的现代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辉煌开幕式之后，便很快走上了风雨飘摇之路，现代知识分子经过一场场改造运动，也终于不再‘现代’。虽然有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性复苏，但结果是有目共睹的：现代文化建设工地转眼间满目荒凉，建设者纷纷撤离另谋高就，甚至回过头来对正在施工的建筑进行解构。”于是，他禁不住深切呼吁： “为了无法避免的现代化过程，有必要珍惜中国既有的现代性资源，为了保存一点现代性资源，清醒的知识分子就不应该只是盲目追随新潮狂奔，而应该于边缘的荒芜之中做精神的守护。”（追求与守护）
至此，我不由得想起澳大利亚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蓝皮书”中开篇的一段话：“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感与内聚力作出了主要贡献，它培育着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与历史的亲近感，促进着对于不同的传统与习惯的理解、对于宽容与尊重的重要性的理解，同时还激发着就我们的民主社会追求的目标、方向与价值进行的争论。”（文化研究第1辑，2000）
在与我们这些学生的书信往来中，先生每每题名落款，总是“新宇”二字。新宇——一个洋溢着新生与活力的名字，但在他的笔下，却难见辞旧迎新的欢欣和威震寰宇的豪迈，面对先锋的退却、主体的衰落、文学精神的下滑，面对反省的缺失，以及苦难和罪恶的一次次被遗忘、被遮蔽，他的笔端无法不浸满忧思，他无法不在“跨世纪”的狂欢中深深质询：如何面对新的世纪？
因此，尽管汉语言歧义丛生，我仍然有理由相信，在他那里“走过荒原”不会只是一个告别与完成的姿态，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个“过客”进行时态的抉择：“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鲁迅过客）
写到此，我的眼前不由得又浮现出第一次拜望先生时的情形，那个初夏的夜晚，有梧桐花的清香。那一次，先生和我谈起了学问之途，他幽幽说到：路很长，可还得走下去
“人子啊，你说不出，也猜不到，因为你只知道一堆破碎的象，曝晒在烈日之下，而枯死的树展不出凉荫”——这是荒原诗人艾略特的感喟，也许，正是荒原，注定了此生的跋涉与寻找。
在谈到这十年的精神之旅时，先生坦言：“我虽然心境时好时坏，却在悲观的底子上越来越增加着乐观色彩，而且真的接受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句名言”他说，他没有理由不感到乐观，因为“在一片片植物倒伏的时候，我们毕竟还能看到挺立的树；在集体滑坡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顽强攀登者的身影；在知识分子侏儒化成为时髦的时候，我们仍然能看到精神战士的薪火相传”（自序）
是啊，还有什么理由不乐观呢？
既然荒原上，依然有跋涉者深深的足迹。
（走过荒原：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李新宇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