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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一个老乡喘吁吁地跑来送消息：在大狼山上的一个岩洞外面，发现了一个婴儿的尸体，已经被鬼子劈成了两半；洞外几步是一处深涧，山涧的草棵子里似乎躺着一具女尸。一切迹象表明：死难者必是韩美琳母子无疑了。
柳明和朱朋、黎菊随着老乡很快来到韩美琳母子牺牲的地方。
一个只在世界上活了十八天的婴儿呵，在一个巉岩小洞外面的石坪上，被野兽的魔爪掰成了两半一个血淋淋的小脑袋连着半截身子；另半截身子只有一只胳臂一只腿，浴在淤血中朱朋和黎菊都哭了。柳明没有哭，她庄严地紧闭双唇，躬下身子，一截、又一截，把小难难的两截肢体合在一起，轻轻地、轻轻地抱着，捧着，仿佛孩子还活着，生怕碰着他，生怕把他惊醒似的；然后慢慢地把他放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
韩美琳的尸体呢？她们跟着老乡，绕了一段路向谷里走。路几乎没有，谷似乎深不见底，只见层层叠叠的小树野藤悬挂谷中。她们艰难地踩着尖石、攀着葛藤下到谷底，在老乡的指点下，终于在一条小溪旁的大石头上找到了韩美琳。
她倒在石头上，面朝蓝天，身傍溪水。
清秀的脸上没有血迹，小小的嘴巴紧紧地闭着，大大的眼睛微微张开，似乎还在望着她的婴儿。只是蓬乱的头发染上了血迹，身上的衣服被撕扯得条条缕缕。可以清晰地看出：敌人发现这美丽的少妇后，曾经想奸污她，但韩美琳抗拒着，搏斗着，最后，是不是敌人以杀死她的婴儿威胁她？是不是她亲眼看见敌人把她的难难劈成两半后，她就纵身跳进了这深深的峡谷？
柳明毕竟是医生，她像个法医，把美琳已呈僵硬的尸体，翻过来，倒过去，察看她身上的伤势。她身上没有刺刀的伤痕，敌人没有来得及弄死她，是她自己不甘屈辱，勇敢地跳下了这悬崖下的山涧里，摔死在这块大石头上。她的死因是后脑碰在一块尖石上，后脑骨整个碎裂。
三个女同志，连同领路的老乡——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都对着美琳的尸体流着泪。孩子——妈妈，柳明的脑子里忽然又浮现出圣母玛丽亚怀抱婴儿的那张油画。呵，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你不该夺去韩美琳的生命和幸福呵！
好容易又回到山谷上面的岩洞前。朱朋和黎菊走到洞里——一个窄窄浅浅的小洞，捡起难难的几块尿布，和一条小棉被——这就是韩美琳的全部家当。
柳明用小棉被把停放在石块上的难难的两截尸体裹着，轻轻抱起，然后招呼大家回去。两位女病号和老乡都觉得奇怪，孩子已经死了，就地刨个小坑埋上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位医生却要把他抱回去？他们用询问的目光盯住柳明；柳明却不说话，紧紧地把难难抱在怀里，庄严得像基督徒捧着圣经，大步向她们的茅舍走去。
回到小茅屋，房东女人见柳明抱回劈成两段的小难难，流着眼泪责问柳明：“大夫，大妹子，你怎么好把这死孩子抱到俺炕上”留在屋里的几位女同志也流着泪，惊异地望着柳明和难难。
柳明望着房东大嫂苦笑一下，仍不说话。先从背包里拿出她随身携带的、动简单手术的医疗器械，然后在炕上垫上小棉被，把难难身上的血迹用湿毛巾仔细地擦拭干净。她小心地擦，轻轻地擦。最后，孩子好像洗了一个澡，浑身没有血迹了，干净了，柳明这才拿起手术针穿上丝线，一针针敏捷地把身为两截的难难，缝成一个整体。一边缝着，一边心在绞痛。每缝一针，都像缝在她自己肉上那般疼痛。但她没有号哭，也没有流泪。一针一针，每一针似乎都有什么东西注入她的身上、心底。她想起许久以来，大家都挂在嘴边的“抗日”这个字眼。这时，只有这时，她才深切地感受到这两个字的分量，感受到它真实的价值和神圣的意义。
小难难成了一个完整的小人儿，干干净净地躺在小炕上。他没有妈妈了，却还有十个阿姨轮流在他白白的小脸上亲着、吻着这时，柳明和其他女同志一起痛哭了。
小难难被埋在茅屋外的小草棵里。黎菊特别用一串红红的酸枣和儿枝柏树叶做成一个小花环，放在难难的小坟头上。花环随着寒风微微颤抖，十个女同志久久地站立在花环旁边，不忍离去。
当这一场动人心魄的情景过去后，女同志们坐在屋里的小炕上，大家稍稍休息一会儿，又该考虑怎么给韩美琳办理后事了。
可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却被插进议事程序里来。
她们和卫生部已经断绝联系十多天了，粮食就要吃尽。本地人烟稀少，仅有的几户农家，他们的粮食、北瓜等也都将尽，不肯出卖。她们困在这僻峭的山峦里，再呆下去吃什么呢？难道睁眼等着饿死！
大家已经一天不进食物了。看着那越来越稀的瓜菜粥，连盐都没有的食物，个个都发起愁来。其中一位团长夫人，患着肠胃病，瘦得皮包骨。她没有文化，只当家属。这时急得不住地哭。这些天来，她很少说话，只知道哭——害怕得哭，饿得哭。柳明对她更多照顾些，百般安慰、鼓励，仍然无济于事。
柳明考虑再三。看来，敌情紧张，卫生部、供给部的人员可能已经分散转移了。她灵机一动，下了决心，先征求朱朋大姐的意见，说由她出山去找卫生部或供给部要粮食。留下朱大姐带领女病号们在这附近的山头上坚持。
朱大姐握住柳明的手，哽咽着说：“柳主任，你不能走！你没有看见韩美琳的遭遇么？敌人的扫荡这两天虽然好像减弱些，但他们并没有全部撤退。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好独自出山？要饿，我们几个人就饿死在这里吧，你一个人可不能去！”“粮食没有了，药品也没有了。我不能叫大家饿死在这山坳坳里。我一个人不要紧，叫老乡指一下出山的路，我傍晚动身，这时搜山的敌人都退走了，我沿途打听，会遇见干部或老乡告诉我卫生部门在什么地方的。只要找着一个部门的同志就好办了。”几个女同志都不赞成柳明的主张，都认为黑夜一个人走山道，又没准确目标，太危险。柳明却斩钉截铁地说：“我今天傍晚就走。不然，大家都要断炊了。我要对你们几位负责。我想我不会遇到危险的，只要找到卫生部，我明晚就回来。”“我陪你一起去行么？两个人可以作伴，也可以互助。”黎菊要求和柳明一起去。
柳明坚决拒绝。黎菊只得服从。
这一天没有枪炮声，敌人似乎没有来搜山。约摸下午四点钟，一抹残阳浑浑（氵蒙）（氵蒙）地挂在山头时，柳明穿好军装，身上背上几条狭长的米袋子——万一没人送粮，也可以先背回几袋粮食以济燃眉。她把勃朗宁手枪挂在腰带上，短发扣在军帽里，俨然一个英武活泼的小战士。就这样，一个人大踏步地走下山沟，进入一条比较显眼的山路。
深秋的天气，西风阵阵，落叶飞旋。当她走出山口，天色已经苍苍茫茫了。还好，她探听到二十多里外的村庄里，可能有我们的卫生部门，便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同志们的身边。夜幕即将降下，她两眼朝前，目不斜视，努力辨认着曲曲弯弯的山间小路。走着，走着，忽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个趔趄。她停住脚步，低下头来——呵，原来是一具死尸！这是个约摸二十多岁的男人，头部肿胀得像个大斗罐，裸露的上身已经变成了黑色，浑身也肿得像个装满了粮食的大布袋——柳明的心怦怦乱跳。她明白，这是敌人搜山时打死的老乡，或者是地方干部。因死的时间已久，尸体变形了。当她怀着惊惧和伤痛的心情要离开这个尸体时，这才发现，尸体远不止这一具！她环视四周，山岩边，石块旁，柿子树下，石缝当中，到处是被害者的尸体，横横竖竖地倒在昏暗的天穹下。
柳明在医学院的解剖室里看见过不少尸体，还动手解剖过尸体。可那些全是病死的人。而眼前——夜色凄苍、群山环绕的眼前，却出现了这么多被敌寇残杀了的无辜同胞，她被激怒了——完全忘了恐惧，被一种自己也不能解释的心理催促着，竟跑前跑后寻觅起附近各处的尸体来。她掏出口袋里的小本子，记载着死者的大约年龄、性别、职业。就在这一块地方——一个小小的山口外，她一共发现了七十五具尸体。其中有八路军伤病员，有老老少少的百姓，也有地方机关的干部。
天色大黑了，山间、路上，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点音响，只有猎猎风声，像风箱里压出来的气流，扇动着她心头的怒火。她毫无畏惧地挺立在尸堆旁，继而低头思索——思索——为什么人要杀人？为什么美好的世界却要出现这些悲惨的场面？为什么日本法西斯这么残暴、毫无人性？难道他们没有父母妻子么？
柳明终于离开这些尸体，亮着手电筒，走上另一座山头，她走，不知疲倦地走。这时，她仿佛成了一个无畏的勇士，深更半夜，到处是死尸的阴影，到处是荆棘的羁绊，还不时听到饿狠的长嗥，野兽的怪叫。她，一只手握紧勃朗宁手枪；一只手拿着手电筒，照着高低不平、崎岖难行的小路，大踏步走着。
此刻，她脑子什么也不想了，什么可能出现的敌人、野兽，全不放在她心上了。她唯一的念头是，要赶快找到卫生部，要赶快弄回粮食去接济困留在山里的九个女病号。
艰苦的反扫荡进行两个月后，终于结束了。柳明和一些伤病员仍各回到原单位。这一次奇迹似的遭遇，使柳明深刻体会了战争的惨烈，蓦地成长了。她青春的躯体里，燃烧着复仇的烈火，心灵里又似洗涤了般的纯净。就在反扫荡结束不久，晋察冀边区流行着一支动人的歌曲。人们含着眼泪唱它，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干部、战士唱它，柳明也唱它。每唱一次，她都会想起韩美琳和小难难，想起她在山口外看到的七十五具血淋淋的尸体。她的眼泪就再也抑制不住
这支歌子名叫歌唱二小放牛郎，歌词是：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九月十六那天早上，敌人向一条山沟扫荡，山沟里掩护着后方机关，掩护着几千老乡。正在那十分危急的时候，敌人快要来到山口，昏头昏脑迷失了方向，抓住了二小叫他带路。二小他顺从地走在前面，把敌人带进我们的埋伏圈，四下里乒乒乓乓响起了枪炮，敌人才知道受了骗。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旁边。我们那十三岁的二小，可怜他死得这样惨。干部和老乡得到了安全，他却睡在冰冷的山间。他的脸上含着微笑，他的血染红蓝的天。秋风吹遍了每个村庄，把这动人的故事传扬，每一个村庄都含着眼泪，歌唱着二小放牛郎。
也许将来活到一百岁，柳明也忘不了这次反扫荡。要不是有许许多多的二小放牛郎，她和其他幸存下来的同志的生命，早已失掉，早已消亡。
她要永远唱这支歌。她太爱这支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