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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跳伞塔回报社的路上，我一直放不下心这件事。这个日记本的主人，到底在这个城市的哪一个角落呢？他是否还记得这本日记本呢？
在报社编前会上，我重点报了这个选题。分管领导很感兴趣，说这个稿子按照头条来操作。“我相信你，你应该打开日记本看看，看有啥线索没有。”
我说好。按照领导的安排，我听完录音，整理了采访记录的材料，写了一篇三千字的稿子。我在稿子的最后写到，如果李军本人看到或者有认识李军的人看到，希望能联系我们报社。
第二天，东川报社报纸头版头条就是我写的寻找日记本主人这篇报道。标题是：《患癌老人守诺保留日记本30年主人李军身在何处？》。
我以为新闻见报后很快就有读者来消息，但等了一整天，值班的同事没有回复我。打电话询问，仍然没读者反馈。等了几天，这篇稿子像石沉大海一般。
等候期间，保留日记本的老年人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问：“刘记者，报道我看到了，写得很好。很感谢。请问有没有李军的消息呢？”
自然是没有消息。我很抱歉，说正在下乡，等我回到报社了问问。如果有消息，第一时间联系他。老年人有些失望，但安慰我说：“也很正常，这都三十年了，生活有各种可能。也可能李军人都不在中国。”
我又给他讲了我们报纸的发行量，以及现在网络的发达情况，说也可能传播的速度有限，真正后续深入传播还需要一个过程。他有所宽心，说：“希望吧，希望在我剩下的日子里，能有李军的消息。”
之后好几天，我渐渐忘记了这事。
大概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电话是一个男的打过来的，他说是老年人的儿子。“我父亲就是那个给你打电话找日记本的主人的老头。”他自报家门，嗓门儿大，如果当面说话，一定会误解他在和你吵架。
他是受老年人委托，来问寻找李军的事情进展的。听我说没有消息之后，没再多说一句话就要挂电话。我连忙追问他父亲身体怎么样了。
“还耗着呢，吐了几次血，前两天又进了医院。”他加了一句话后，“啪”地挂了电话。
此后没几天，我又接到老年人一次电话。电话那头，他说话已经很吃力了，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话，大意还是询问李军的情况。
我说：“还在尽力找。有进展会第一时间告诉您。”他“哎”地叹气，说：“我真怕这几天我就死了。”
距离那篇报道见报两个星期时，我和几个开发商朋友吃饭，领导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日记本这事有新消息了，速回报社。
做记者就是这样，一个命令下来，什么私事就得放下来。我打车回到报社，领导高兴地说，有个自称是李军家属的人打来电话，希望半个小时后能和记者通电话。
我刚准备好录音笔采访本，简单罗列了一下采访提纲，桌上的座机响了。
电话是从加拿大打过来的。打电话的是一个女孩，电话里听声音，她年纪应该不大，二十岁左右吧。根据声音判断这个人的年龄、阅历，是一个记者基本的技能。
女该普通话不标准，说：“请问您是刘记者么？我是李鲸，就是日记本那篇报道里李军的女儿，我现在在加拿大，是通过网络看到这篇报道的。希望记者老师您能向那个老爷爷说声感谢，我过段时间会回到东川来，一定当面谢谢他。”
“日记本”这三个字，她甚至说错了，重复了好几次。这也可以理解，外国人发“ri”这个音，没有几个能发得准的。
我还说能根据采访提纲电话采访一下她呢，但李鲸说了这几句话后，就借口有事挂了电话。
眼看着马上能详细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还是落空了。
一旁的领导正在准备报社半年表彰大会，等我接完电话，朝我笑笑，问是不是又能写半个版。我摇摇头，给领导说要去将这个消息告诉老年人。这也是一个成熟记者采访核实的常规做法。
到医院后，找了一圈没找到老年人。护士说老年人前几天已经回家了。我又联系老年人的儿子，他在电话里说：“你来我家吧。”他告诉了我他的家庭住址。
老年人住的地方，在城北郊区。距离部队医院打车还得好几十元。下车后，走一条巷子后才进小区。乘坐电梯到达楼层后，一出电梯，楼道里一股阴森的感觉。
循着门牌号，敲门。猫眼里有人晃过。
开门的男子看上去四十多岁，平头，脸盘微胖，高鼻梁，圆目。他和他的父亲很像。“进来吧，您是刘记者？”
进门后，屋里有一股燃香的气味。我问：“老爷爷呢？在休息？”
他指了指客厅上方的电视柜。一副黑白照片刊在相框里，立在电视柜上。相框前放着一个香炉。香炉中间的燃香冒着烟儿。
相框里是老年人的遗像。
“我父亲前几天过世的。就是那次给你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后就过世了。你应该是他最后通话的人。”老年人的儿子说。
我被这突如起来的情况搞得有些蒙了，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说话，只好立在一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想，这老年人手里的日记本，会不会不见了呢？
“你坐吧，刘记者。”这名男子说完，退回到卧室房间去了。几分钟后他又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报纸包裹的东西。递给我的时候，他已经打开了包裹。
“这是我父亲重病期间嘱咐我的，说哪天一命呜呼了，这日记本就交给刘记者你保存着。”他说，“现在我父亲过世了，我们留着也没办法，正好有新情况了，你带走也好。”
看他那样子，确实不大想扯上这事，我就接过了这个日记本，在老人的遗像面前跪着磕了三个响头，离开了老年人的家。
世间生死无常。
前段时间还见面了的老年人，还和我谈“诚信”的老年人，才这么几天说过世就过世了。我又想到了这几年我做记者的生涯，这种生死无常的事，也确实太多。
前一秒还欢天喜地大谈理想和情怀，后一秒喝酒醉死了；前一秒谈下一百万的大单子，后一秒回家路上被车撞死；前一秒还满世界地说股票赚了几千万，后一秒股市暴跌一贫如洗呢。
生活就像一个十字路口，选择不同的方向，有无数种可能，也就有无数个不同的结局。
拿着老年人嘱咐转交给我的日记本，我在心里也设想了日记本主人李军的若干个可能。但自称是李军女儿的李鲸，怎么会在加拿大呢？李军会不会在加拿大呢？
我不敢确定，赶紧坐上车，朝报社方向走。看来，只好等李鲸回来之后，再细细地问到底怎么回事。
报社半年表彰大会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举行。因为领导的极力推荐，我又获得了一个“半年明星记者”的奖项。颁奖结束后，晚上报社组织了一次聚餐，席间不少人来找我喝酒。
几轮下来，我感到头有些晕乎乎。领导见我已经有些“上道”了，怕再喝当场会出糗，于是招呼我的同事帮我喊一辆出租车先回去。一上出租车，我顿感内心波涛汹涌，翻江倒海。好在直到我下车到家，还没有吐出来。
第二天早晨自然没去上班。睡到自然醒是我这种已经没有新闻理想的记者该有的状态。收拾好后，看了桌上的报纸，昨天的后续报道已经出来了。又是半个版。这样也好，说不定在等李鲸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报道发出去之后，又有新的紧张也说不定。
“完了完了！”我猛地记起来日记本似乎是掉了。赶紧找了几次，屋子翻遍了，就是没找到。冷静下来想想，应该是掉在昨晚回家的出租车上面了。更悲剧的是，打车回家下车忘记索要发票了。
我赶紧给报社跑政法口的记者打电话，希望通过警方能否找到日记本。政法口的记者，半天没有回复我消息。这也可以理解，平时身为跑社会新闻跑深度调查的记者，我在报社都是眼睛盯着天花板的那种。
想来想去，只有给上次“茶话会”的记者朋友挨个地打电话，毕竟都是媒体人，喊大家帮我想办法，这样也许有效果。
“茶话会”的记者里，有一个叫田小雨的，是东川电视台的。上次比较聊得来，电话里她问我日记本很重要么。我简单说了情况。她在电话里让我放心：“我爸是公安局的，这事包在我身上。”
看来多几个媒体朋友在关键的时候，还是能起到很大作用的。我连声谢谢，说了丢日记本的前前后后。
“但是，刘记者，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日记本找到之后，我想看看这个日记本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值得你这么在乎。”田小雨笑着说。
“好的。只要你能帮忙找到，绝对让你看。”我说。
反正我也还没有看过日记本里到底写的啥，看就看，看了还能更好地了解这个主人公李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就一言为定，不许反悔。”田小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