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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李宗仁为了改变自己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窘境，便利用北平的特殊地位，经常与大学教授、文化界的名人以及在野的军政耆宿等社会名流来往，除每周在家中设宴招待这些人外，还常到大学里去向师生们演讲，开座谈会，倾听各方的呼声。在北方，他正在默默地然而却是颇为成功地开辟着另外一个不为人注视的战场。在一阵阵掌声和慷慨激昂的呼声中，他在不断地塑造自己的形象。李宗仁颇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该怎样把自己军人的粗鲁、地方军阀集团首领的狭隘自私等不利形象磨光、修整、消敛，代之以开明、礼贤下士甚至涂上一层有些激进的色彩，使他众望所归的民主改革政治家的形象树立在华北的大地上，铭刻在各阶层人士的心目中。他不但要和共产党争夺人心，还要和蒋介石争夺人心。他相信，只要在自己北伐、抗日的功勋簿上，再插上一面民主改革的旗帜，便能无敌于天下了。他认为当今的中国，人们不是害怕共产党便是厌恶蒋介石，为了寻找他的政治地位，只有另辟蹊径，塑造一个连他自己也感到还十分模糊的理想王国。这个王国，也许是放大了二十几倍的广西，也许是象征民主自由的美国的影子，总之，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在他的王国里，绝没有共产党和可恨的蒋介石，至于其他的党派和个人，他的胸怀是可以容纳得下的。
他的计划在逐步成功，首先是在知识阶层，他的威望正在不断提高，甚至连北平的青年学生对他也怀有某种好感。关外的东北炮火连天，东北的一些上层人士在绝望之中，竟也有寄厚望于李宗仁的。在一阵阵的颂扬声中，他有些飘飘然了。诚然，他作为一个南方人，一个被蒋介石吊在北平空中的南方人，却赢得了众多北方人士的好评；他作为一个统兵数十年，在血与火中厮杀的武人，却赢得了众多文人的支持。他展望未来，感到在夹缝中有了转机。但是，他又觉得这一次还很不踏实，就像踏着薄冰前进似的，时刻有摇摇欲坠或掉入深渊之感。这一天，一辆神气十足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直驶进中南海的大门，在行辕主任办公大楼前停了下来，小轿车里，钻出来一个一头银发、面目慈祥的美国人，李宗仁一见，那颗长时间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
来者乃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何许人也？为何到北平来寻访李宗仁呢？说起来其中颇有一番奥妙，但他之欲见李宗仁，李宗仁之欲见司徒氏正可谓不谋而合，是一种互相的需要。却说这司徒雷登倒有些来头，他于前清光绪二年（公元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生在中国杭州武陵门内的美国南长老会的传教士住宅里。他的父亲司徒约翰是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一八六九年被派来中国传教。司徒雷登从小便能说一口杭州话，十二岁时回美国读书，直到二十九岁才重新回到中国，这时他已成为一名传教士了。司徒雷登在中国几十年，他最有名的业绩，乃是创办了燕京大学，并出任燕大校长。抗战时，他在北平被日军拘禁三年零八个月，在幽禁期中，曾有多种译著问世。民国三十五年七月，美国政府正式任命长期在华从事传教和创办燕京大学的“中国通”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
“李先生，久仰，久仰！”司徒雷登用带杭州口音的国语与李宗仁寒暄，除了他的外貌，没有一点不是表现出一个道地中国人的口吻和动作。
“大使先生，我能在北平见到您，感到十分荣幸！”李宗仁与司徒雷登握手，表现出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之情，随后将夫人郭德洁向对方做了介绍。
“请不要叫我大使了，我的姓名，不就是中国的么？我是以朋友身份来看望一位朋友的呀！”七十二岁的司徒雷登既有长者的风度，更有学者的风度，总之在他身上你看不到那种美国人的傲慢和中国人的官僚气习，他是一位慈祥的上帝。
李宗仁夫妇引着司徒雷登上了中南海的办公大楼，进入客厅，郭德洁亲自为司徒雷登沏茶，她笑盈盈地说道：
“大使先生，这是广西桂平县的西山茶，是绿茶中的名品，请您品尝。”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这些年来，李宗仁夫妇不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些广西的土特产，他们每次飨客，座上无不以广西的特产为主，他们力图让人们知道，广西出产的东西好，而从广西出来的人，一个个也是好样的。司徒雷登本是个中国通，他喝茶的功夫简直胜过李宗仁。他接过那青花瓷的小盖碗，用小盖轻轻拂动着茶水，只见碗中茶叶条索紧细匀称，色泽青翠，茶汤颜色碧绿清澈，清香扑鼻，他呷了一口，连忙称赞道：
“好茶，好茶，我要向我的美国朋友们介绍西山茶！”
李宗仁夫妇见司徒雷登如此称赞西山茶，欢喜得像饮了一大杯甜茶似的，从口一直甜到了心。郭德洁忙又送上来几只硕大的沙田柚、一小篮桂林马蹄和一盘金灿灿的融安金桔。这些广西土特产，不但色泽鲜艳，而且味道别具一格，司徒雷登虽生长在中国，但也还是第一次吃到这样鲜美的广西水果，他一边嚼着一颗香味四溢的融安金桔，一边笑道：
“上帝也没法吃到这样好的水果哩！”
“大使先生，您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便是活着的上帝呢！”郭德洁极会说话，她这话一出口，立刻引得司徒雷登和李宗仁都笑了起来。
“夫人过誉了，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扼制共产党势力的发展，恐怕将来我们都要下地狱啊！”司徒雷登意味深长地说道。
李宗仁知道，司徒雷登要谈正题了，便说道：“大使先生由南京来，对时局必有高见。”
“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司徒雷登做了一个手势，面色变得沉郁起来，在这样的场合，他不像一个职业外交官，而是像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李宗仁有过与教授们谈话的经验，他忙点了点头，很明智地使自己不要急于插话。
“从今年七月至九月，在全国战场上，共军已转入反攻。刘伯承、邓小平进行了鲁西南战役后，于八月上旬，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陈赓的太岳兵团，于八月上旬由晋南强渡黄河，进入豫西地区。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打破国民党军队在山东的重点进攻后，于九月初挺进鲁西南地区。其许世友纵队，从九月起向胶东地区发起攻势作战。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于八月下旬在陕北地区转入反攻。关内的军事形势如此严重，关外的情况，李先生也一定清楚，毫无使人感到乐观！”
司徒雷登是位博士，曾在大学任教多年，他叙述起军事形势来，语言简洁明澈，像位极有造诣的学者在讲课一般。对这些情况，李宗仁当然也明白，但他不知道这位美国大使说这番话的目的是什么，他正在琢磨对方的话，郭德洁却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
“大使先生能否助我们一臂之力？”
“夫人放心，美国政府是绝不会让共产党获得成功的。”司徒雷登说道。
“不，”郭德洁摇了摇头，说道，“我是想请大使先生回南京后向蒋委员长美言几句，放我们回广西去！”
“啊？”司徒雷登以不解的目光看着这位善于交际应酬而又精明能干的李夫人，仿佛对于自己了解中国人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李宗仁对妻子的这句话却非常赞赏，他立刻抓住契机，向司徒雷登苦笑着，说道：
“大使先生，照这样下去，我坐困北平也终非了局。因东北一旦失守，华北便首当其冲，共军必自四面向北平合围。我属下的这些将领，没有一个可以听我指挥的，到时候，难道要我向共军开城投降吗？”
司徒雷登终于明白了这夫妇俩唱的原来是一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双簧戏，便
说道：
“李先生，您何必这样悲观呢？”
“我既无补时艰，何不洁身而退，现在走还不算晚啊！”李宗仁叹道。
司徒雷登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显着一团慈母对于儿女的爱意，他对他的工作对象，一向都是这样的。在燕京大学当校长的时候，他每聘请到一位新教师，总是把对方先请到家里款待一番，体贴入微，使新教师一进校就感到校长的亲切和温暖，从而为“燕大”尽心竭力地工作。偌大的燕京大学，教职员工总也有成千上万，司徒雷登校长的工作，直接做到这成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上。为婴孩施洗礼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的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那儿来的……现在，他当了美国驻华大使，他觉得整个中国便是他的燕京大学，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当然相当于这所大学的一个系主任了。因此，对于李宗仁的苦衷，他自然要大加抚慰。特别是他这次到北平“旅行”的目的，便是针对李宗仁来的。由于美国出面调停国共冲突的失败，短短一年多来，蒋介石便送掉了一百多万美械装备的军队。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国家通货膨胀，人心厌乱，学潮蜂起，种种迹象预示着一场灾难性大地震的前奏。美国政府对继续支持蒋介石“戡乱”已经信心不足，美国朝野已经发出信号，要司徒雷登大使注意在国民党内寻找能领导民主改革的领袖人物，准备取代那位被魏德迈当面指责为“麻木不仁”的蒋介石。
本来，论交情，司徒雷登和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民国十六年的北伐时代。那一年，经孔祥熙介绍，他第一次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相识。过后，他逢人
都说蒋介石的“领袖式的人品和有吸引力的魅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便公开宣称：“I am thhly a 。 ”蒋介石对司徒雷登，更是另眼相看。因为蒋介石用人有一个准则，凡是浙江籍的皆予以重用。司徒雷登生于杭州，与蒋同籍，他们见面都说着带浙江口音的国语，更是倍觉亲切。更重要的是司徒雷登既是浙江人，又是一个美国人，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更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人啊！蒋介石把司徒雷登尊为心腹顾问，司徒雷登则为蒋介石奔走于中、美之间，与美国宗教界、财团及政界人士频繁交往，发动他们大力支持蒋介石政权。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吹嘘半年之内消灭共产党，司徒雷登当上美国驻华大使后，也竭尽全力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谁知蒋介石太不争气，才一年多的时间，便被共产党打入了国统区。蒋介石政权的无能引起了美国朝野人士的普遍关注，杜鲁门总统特派魏德迈来华调查，发现问题更为严重。为了不使共产党席卷中国，他们只好临时决定，忍痛中途换马，从国民党内寻找他们认为比较开明的人来替代蒋介石，使国民党政权能够延续下去。这便是司徒雷登作为驻华大使的第一件重要大事。
找谁呢？正当美国人环顾华夏的时候，李宗仁在北平礼贤下士，声望日隆，引起了司徒雷登的注意。但是，几乎是在同时，美国国务院又收到了来自中国的关于李宗仁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报告。为此，司徒雷登决定在北平做一次私下旅行，一则做民意测验，二则与李宗仁进一步接触，做一番具有决定性的考察工作。对于希望从军界跻身政界的李宗仁来说，这几年在北平，通过与各方人士的交往，政治上也变得敏锐了。早在七月间，他便曾和美国特使魏德迈晤谈。魏德迈问李宗仁关于挽回目前危局的意见和如何运用美援的问题，李宗仁坦率地答道：“目前问题的中心是经济问题。我希望贵国政府能贷款助我政府稳定币制、安定人心，至于军火倒是次要的。”魏德迈点了点头，对李宗仁的建议颇为重视。
这次，司徒雷登到北平“旅行”，并没有像魏德迈那样先去找李宗仁。他既是私下旅行，当然先去燕京大学，然后在北平的几所大学走了一圈，找了些有关人士座谈。想不到许多人竟当着他的面称赞起行辕主任李宗仁来，而对于蒋介石，却无多大好感，司徒雷登暗自一惊，这才决定去中南海与李宗仁晤谈。
“李先生，我想我们之间一定会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作为朋友，我可以帮助您。”司徒雷登微笑着，即使是对最憎恶的人，他也会报以真诚而慈祥的微笑，也许这便是上帝的胸怀。
“大使先生，我目下最需要您帮助的大概只有两件事。”李宗仁用政治家的微笑回应司徒雷登那上帝般的微笑。
“愿闻其详。”司徒雷登脸上的微笑依然是那么亲切真诚，但他内心却在嘀咕着，感到某种失望，因为李宗仁如此迫不及待地有求于他，可想而知，这是个比蒋介石更没骨气的人。
“大使先生回南京后，请向蒋委员长进言，一是让我李某人回广西解甲归田，一是对于各地学潮切勿施以镇压。这两点如能完全实现，对大使先生我真要感恩戴德了！”李宗仁说道。
司徒雷登心中一愣，他实在没料到李宗仁会向他提出这两点要求，他开始对李感起兴趣来了。但是多年在中国政界和知识界获得的经验提醒他，一些精明的中国人往往会使用以退为进的手段。他也怀疑李宗仁会向他使用这种中国传统的计谋，但这却并不降低他对李宗仁的兴趣。
“李先生，说到学潮问题，我自认颇有发言权。记得蒋委员长去年曾在南京问过我有什么办法应付国内的时局？我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为了应付中共的挑战，除了加强军事攻势之外，你本人应当领导一次新的革命运动。这样做，就可以把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集合到你的周围，有他们作你的义务宣传员，你就可以挽回正在衰败中的公众威信，再一次成为民族意识的象征。’我特地提醒他：‘这是战胜共产党威胁的唯一途径！’可是后来……哎！”
司徒雷登做了个表示遗憾的手势，但脸上的微笑还是那么富有魅力。他又说道：“蒋委员长不知道，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主要是由于生活上困难和精神上失望才变得激烈和想要革命的。把这一切都归之于共产党的策划而试图用野蛮的武力来消灭它，这只能是火上加油！”
李宗仁听了，心中隐隐一动，他觉得他与司徒雷登之间也许要比和魏德迈之间的共同语言更多一些。这些年来，他待在北平，和教授们来往多了，对于各个大学的事，耳闻目睹的自然不少，他听司徒雷登说到这里，忙说道：
“大使先生对待青年学生，诚如父母，对待学潮一向宽容。我曾听‘燕大’的教授说过先生对待学潮的态度和做法，给我以极大的启迪。”
“啊！”司徒雷登那慈祥的脸上第一次显出激动之情。五四运动时，席卷北京的大学潮也涉及了刚建校不久的燕京大学，别的传教士都主张对教会学校参加学潮的学生进行镇压，司徒雷登则力排众议，表示对参加学潮的学生要同情、爱护。他意味深长地说道：“耶稣率领门徒渡海来到格拉森人的地方，治愈一个日夜在山中和坟茔里嚎叫的病人。这人病好之后，便将这事在低加波利传扬开来……”
几十年来，故都北平的学潮风起云涌，中国的当权者们一次又一次地用刺刀、警棍、机关枪将其镇压下去，北平的街头，一次又一次地洒下青年的热血，那愤怒的呐喊震撼着古老衰弱的中华大地，激起多少仁人志士的觉醒和抗争。然而，几十年来，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在迭起的学潮中，却大都能循规蹈矩，这便是司徒雷登运用那句《圣经》中的格言所获得的奇妙结果。“九一八”事变时，举国沸腾，北平的学生自然又涌上街头，游行示威罢课，弄得当局焦头烂额。在此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也不甘沉默，他们奋起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眼看学生们将变成失去控驭的辕马，校长司徒雷登却不慌不忙地加入到集会的学生队伍中，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大骂日本帝国主义，仿佛日本侵略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然后，他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和学生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他带着学生在街上转了一圈，又把他们带回燕京大学课堂，秩序井然的教学又开始了。可是，别的大学却正在大闹着罢课呢！
民国二十二年初，日寇入侵华北，热河战事告急。北平的学潮又爆发了，燕京大学的爱国学生一致决定罢课参加斗争。恰巧校长司徒雷登因事不在校内，代理校长职务的是一位传教士，他当即开会，决定对学生采取强硬手段进行镇压。爱国学生被激怒了，学生与校方的一场冲突眼看就要发生。司徒雷登闻讯急忙从外地赶回学校，代理校长气急败坏地报告说准备抓人，他却微笑着说：“不，我要请人！”他当即向学生代表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到校内清静宜人的临湖轩来喝茶。他站在门口，用上帝般的慈祥微笑迎接怒气冲冲的学生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亲切地问起学生代表们要求停考罢课的理由，和举办爱国运动的一切经过。最后，司徒雷登虔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与其说我是一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美国，更爱中国。理所当然的，我和你们一样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他做着手势，仿佛要把自己那颗心也掏出来让学生代表们看一看，证明它确实是属于中国的啊！
“让我们大家都想一想，怎么办对中国有好处吧。日本为什么敢于侵略中国呢？是因为中国落后啊！诸位如果要反日就荒疏了学业，那是帮了谁的忙呢？”司徒雷登诚恳极了，显着一团慈母对儿女的爱意，继续说道，“让我们大家想想，只要想得出来，对于中国有益，我去请教职员和你们一道来做，好吗？”
果然，一场风波被“上帝的微笑”平息下去了。事后，一位学生代表感慨地说：“老实说，我为了国事，也流过泪，贴过标语，喊过口号。经过校长的劝说，这种感情遂为理智所克服，平静下去了。……”
“上帝的微笑”胜过刺刀、警棍、机关枪的威力！
李宗仁在北平几年，对司徒雷登的这套手法做过深入的研究，所下的功夫，简直比他当年研究孙子兵法还要大。在国民党军界，李宗仁是能征惯战的将军，方面军的得力统帅。他从司徒雷登身上，终于找到了进入政界的突破口，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大使先生，我在北平这几年，真可谓碌碌无为，实在对不起华北父老！但有一点，却颇能使我得到莫大的慰藉，然而又使我感到莫大的不安。我是一个南方人，却能获得众多北方人的尊重；我是一个武夫，却获得学术界的尊重，究其原因，我是从大使先生您治校的经验中得到不少的教益啊！”李宗仁终于道出了肺腑之言。
李宗仁的话感动了“上帝”，司徒雷登紧紧地握住李宗仁的手，久久不放，他觉得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知音。
《圣经》说：“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出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出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么？……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召之人，不但从犹太人中来，也从外邦人中来，这有什么不可呢？”
司徒雷登以一个“窑匠”的权柄，
给美国国务院写下了颇能使人受到鼓舞的报告：
“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
与此同时，李宗仁给他在南京的老友白崇禧和吴忠信分别发出了两封长电，正式通知他们，他决定在明年春天国民大会召开时竞选副总统，请他们转报蒋委员长。
却说白崇禧接到李宗仁决定竞选副总统的电报，不由暗吃一惊，他实在想不到李宗仁怎么做出这项极不明智的决定。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长，但实权却操在参谋总长陈诚手里，白崇禧连出席蒋介石每天在黄埔路官邸召开的“作战会报”会议的资格也没有，更不用说指挥部队作战了。他的境遇，其实和被蒋介石吊在北平半空的李宗仁极为相似。烦闷极了，他只能带上卫士驱车到龙潭一带打猎解闷。这年春天，台湾发生“二二八”起义，其势如火燎原，席卷全岛。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吓得手忙脚乱，给蒋介石打电报，“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氛”。蒋介石的大军这时正被华北、东北的共军拖住，动弹不得，不得已他才召见“小诸葛”白崇禧问计。白崇禧当即提出“明施宽大、暗加镇压”的八字方针，蒋介石决定照办，任命白崇禧为宣慰使赴台。白崇禧受命后，便躲在福州没有马上去台湾。他向蒋介石请调第二十一军和宪兵一团赶往台湾，首先以血腥手段从军事上控制台湾局势后，才于三月十五日以国防部长名义向台湾人民广播，宣布实施四项对台湾善后的宽大方法。三月十七日，白崇禧飞往台湾“宣慰”。他宣布“凡参与此次事变或与此次事变有关人员，除查有实据系煽动起义之共产党外，一律从宽免究”。为了平息民愤，他向蒋介石建议解除台湾紧急戒严令，停止军事镇压，由国民政府对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直接公开屠杀台湾人民的刽子手陈仪明令撤职查办。蒋介石也同意照办，一场浩然大火便被“小诸葛”巧妙地扑灭了。
蒋介石对此表示欣赏，准备把白崇禧升迁为行政院副院长。白崇禧当然明白，那同样也是一张冷板凳，便固辞不受。从台湾回来的第二天，便仍到龙潭去打猎消遣。但过了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召他到黄埔路官邸去问计。这回是东北的大事把蒋介石急坏了。原来，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和保安司令部长官杜聿明被共军打得一败涂地，东北岌岌可危。蒋介石想请李宗仁去东北代替熊式辉，但李宗仁以胃溃疡病要做手术婉言推辞。蒋介石还是坚持要李宗仁先到东北就职，然后去美国治病，由白崇禧代拆代行。早在北伐时代，白崇禧就曾想经营东北和西北。他对中国历史很有些研究，他认为无论是秦、汉还是唐、宋、元、明、清，都是自北而南统一中国的，诸葛亮的北伐，六出祁山之所以屡次受挫，及至孙中山总理建立的民国之所以不稳固，皆是受“地利”之影响，因此他一听蒋介石要他去东北收拾残局，颇有临危受命之概。他自信不但能把台湾的起义平息下去，而且也能把东北的共军歼灭于白山黑水之间，只要有了东北，哼！……他自负地一笑，便答应了。白崇禧答应了，李宗仁也不好再拒绝去东北。其实他在北平这几年，已经把抗战时发作的胃病养得颇为好转了，他不愿去东北乃是为他当初荐黄绍竑去东北而遭蒋拒绝而出气的。东北比广西大好几倍，而且工业发达物产丰富，更非广西可比。他在北平几年，由于与东北上层人士广为结交，又加上他在北平礼贤下士的作风颇为东北上下所称道，他见白崇禧决意去东北，便请白来北平磋商方针大计。他们拟订了一个缩短战线的调整方案，但却被蒋介石一口否定。李、白一气之下，便不再提到东北之事。李宗仁仍在北平与教授们交往，白崇禧回南京去照样到龙潭去打猎。
这样又过了半年，陈诚在东北吃了败仗，共军一次秋季攻势，便吃掉陈诚十万精锐，东北局势已绝无挽回之希望。正在这时，中原共军刘伯承、邓小平部像把锐利的尖刀，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阻力，越过人迹罕见的黄泛区，进入大别山山麓一带，直接威胁到蒋介石长江中下游这一心脏地区。蒋介石慌了，又急召白崇禧前来问计。
“委座，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嘛。”白崇禧胸有成竹地答道。
“嗯，很好，很好。”蒋介石见白崇禧有办法，便说道：
“我准备让你去九江设立指挥所，指挥中原大军，对付共产党的刘、邓大军。”
白崇禧心里暗笑，你让我当了这些年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这回才不得不让我直接掌握兵权，他于是问道：
“委座准备给我多少兵呢？”
蒋介石伸出三个手指，颇为慷慨地说道：“给你三十个师。”
指挥三十个师自然不算少了，但白崇禧明白，蒋介石这回是迫不得已的，因为时局太严重了，既是如此，为何不可再敲他一笔竹杠呢？白崇禧想了想，说道：
1 9 4 7年2月2 8日，台湾爆发“二二八”起义，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奉命于同年3月11日，赴台宣慰。图为白崇禧在台中
“委座，刘、邓共军如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武汉和整个长江中下游都不会安宁，为了指挥便利，可将武汉行营和徐州绥靖公署一并划归九江指挥所统一指挥。”
蒋介石心里一愣，白崇禧的胃口也实在太大了。现在东北国民党军队的精锐消耗殆尽，如被白崇禧控制江淮河汉和京畿一带的地盘和兵力，那将是十分危险的。蒋介石一向认为，共产党只要他的命，而桂系却既要他的命，也要他的钱和兵，他深恐白崇禧兵权太重，尾大不掉，难以控驭——蒋介石费了好大的心才把李、白两个分别“吊”在北平和南京的半空中呢！
“你先到九江去，武汉和徐州的事待我和程颂云（程潜时任武汉行营主任）、薛伯陵（薛岳时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商量后再说。”蒋介石对白的建议不置可否。
白崇禧深知蒋介石的心事，只好说道：“委座，现代战争，机动性极大，况共军又善于流窜，如果堵击不力，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呀！”
“你不用担心，我一定支持你！”蒋介石拍着白崇禧的肩膀，亲切地说道，“我相信你是会像民国十五年带兵打浙江那样，不负我之厚望的！”
白崇禧虽然没有抓到武汉和徐州两大地盘，但却抓到了三十个师，又得了蒋介石这几句体己话，心里倒也暂时满足了。他便调兵遣将，赶赴九江组织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去了。
1947年底，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左）视察察哈尔，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右）在张家口车站
他是在九江接到李宗仁的电报的，他觉得事关重大，忙赶回南京与担任国府委员的黄绍竑商量对策。
“德公也真是的，既吃不着羊肉，何必惹一身膻呀？”
黄绍竑一见白崇禧，便用这句颇为流行的话埋怨起李宗仁来了。他头戴黑呢礼帽，着呢子短大衣，拄根黑亮的手杖，身材魁梧，脸膛和手指都是白皮细肉的，一看便知是位长期养尊处优的精明官僚。民国三十五年夏天，黄绍竑飞到重庆见蒋介石，请求辞去浙江省主席职务，蒋介石一再慰留，可是当黄绍竑由重庆到上海一下飞机，便接到蒋介石的免职电报，他觉得蒋介石如此捉弄他，是不把他当人看，因此一直待在上海做寓公，同一些“白相人”或“闻人”来往，吃喝玩乐尽情享受，后来蒋介石虽然给了他一个国府委员的头衔，但除了开会，他平常是不到南京来的。对于李宗仁要竞选副总统，他颇不以为然，当上了不外乎到南京来坐张冷板凳，在老蒋的鼻子底下更加动弹不得，当不上将有失面子。他说的“羊肉”，当然不是副总统那张冷板凳，而是指蒋介石的政权，目下，李宗仁是没有取代老蒋的条件的，因此这“羊肉”是吃不上的，那又何必自惹一身“膻”呢？白崇禧很明白黄绍竑的话的内涵，也觉得言之有理，便说道：
“我们德公一向沉默持重，凡事不为天下先，他这回为何如此争着参加副总统竞选？实在令人费解。”
黄绍竑笑道：“连你这‘小诸葛’都摸不透德公葫芦里卖什么药，别人就更说不上了。我看呀，他在北平待了这几年，怕是沾上了点帝王的灵气啦！”
“恐怕不会。”白崇禧摇头道，“德公还是个审时度势之人，也许，他是想趁竞选之机离开北平，因为东北很快就要完蛋，陈小鬼挟皮包一走，共军便要入关，北平当然首当其冲了。德公处于既不能战，又不能守的尴尬处境，那只有走三十六计的最后一着了。”
“有道理。”黄绍竑点头道，“但是，德公走竞选副总统这一着太危险。到时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一定会是老蒋，这时和老蒋干起来，我们是拣不到什么便宜的。依我之见，德公既然在北平待不下去了，要找退路可以竞选监察院长。这监察院长位至尊而又无所事事，目下于院长年事已高，可能要退休了，德公去竞选，既不会遭蒋之疑忌，又可轻而易举地当选，岂不两全其美？”
“这倒不失为一着稳妥的棋。”白崇禧对黄绍竑道，“现在趁德公尚未做竞选副总统的安排，我们要劝他趁早打消此意。我现在很忙，老蒋给了我三十个师，在九江组织指挥所，围堵大别山的刘邓共军。你空闲，还是到北平跑一趟吧，把我们的意见和德公商量。”
“好吧，我去跑一趟！”黄绍竑也觉得这事迫在眉睫，不可推卸，便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