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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这一年一直到4月底为止，气温都徘徊在温暖宜人的区间内。但是一进入5月，热浪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席卷了上海。整条霞飞路[1]都被蝉鸣声所笼罩，似乎夏虫在也为这猝不及防的酷暑大吐苦水。
年轻人从葛罗路[2]转进霞飞路后，一眼就看见了宝昌路消防站[3]醒目的塔楼，老一辈的人还是习惯叫那个地方“救火会”。去年它刚粉刷一新，让一旁的巡捕房相形见拙。
往另一个方向看，还能看见恩派亚大戏院[4]的招牌，它的老板，上海滩上的“电影之王”雷马斯这些年已经风光不再，戏院也租与中央影戏公司经营，烈日当头，新派男女们也找不到看电影的热情，如今那里真可谓门可罗雀。
再往前走是尚贤坊，时称“杭州第一美人”的王映霞就曾寄居在那里，如果早几年路过此处的话，很有可能看到精心打扮后的郁达夫正站在尚贤坊门口踌躇地向里张望。再往前，是门禁森严的法租界公董局[5]。几个皮肤黝黑的越南人一本正经地站在门口，他们笔挺的制服跟寒酸的长相经常会引来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本地人的嘲笑。
走过公董局，就可以看到扩建中的庞然大物培文公寓[6]，它的样式摩登得很，跟周围建筑有些格格不入。
渔阳里就在距离培文公寓不远的地方，过了渔阳里，可以看到霞飞坊[7]那些所谓的新式里弄，许广平和鲁迅就住在此处。年轻人的目的地也在这里，他真希望自己是来拜访鲁迅先生的，但是他心里也很清楚，那种重要的采访任务当然落不到他头上。
越往弄堂深处走，四周的房子也就越寒酸，大量废弃的家具与厨具被随意地堆在了弄堂里，堂堂的新式里弄，仿佛都被淹没在了这些往日的琐碎中。年轻人要拜访的房子就在弄堂尽头，看它的样子，似乎正在用碎砖与旧木柱支撑着最后一点摇摇欲坠的体面。
一个身穿长衫的老派学究正站在门口迎接年轻人，他身形消瘦，鼻梁上架着一副变了形的眼镜，长衫已经陈旧褪色，熨烫得倒还算妥帖，虽然不过五十上下的年纪，下巴上一绺山羊胡却已经花白。他脸上挂着十分刻意的闲适神色，似乎想让自己看起来没有等上很久。
“是……小刘吗？”他有点迟疑地朝年轻人喊了一声。
年轻人急忙快走几步来到学究面前，热情地朝他伸出手：“是王策先生是吧，我是《文艺新报》记者刘文辉。”
名叫王策的学究勉强做了一个笑容，迟疑地同年轻人握了下手，从他别扭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对于《文艺新报》找这么一个毛头小子应付自己感到非常不满。
王策把刘文辉让进小屋，屋子里比外面暗了许多，却一点都不见阴凉，房间本来就小，摆上家具后，几乎只剩下了一条过道的空间，而这过道还被一台留声机占据了大半，刘文辉不得不侧着身从那个拦路虎身边走过，像极了忍气吞声小媳妇。两个木椅子艰难地在家具之中维持着立锥之地，颇有点四面楚歌的意思，当刘文辉在它们其中之一上坐下去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也成了这逼仄房间里的一件家具。王策随后钻进了厨房，一阵锅碗瓢盆声响之后，他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是要喝茶还是要喝咖啡呀？”
刘文辉心中颇为讶异，这穷酸学究原来也有这么讲究的一面，他礼貌地回答了一句：“咖啡好了。”厨房里“哦”了一声，不久后，王策就捧着咖啡出来，郑而重之地摆在刘文辉面前。
刘文辉看着面前的咖啡简直哭笑不得，他本就对咖啡的质量不抱希望，但怎么都没想到，这西洋人的饮品竟然盛在一个又粗又俗的大瓷碗里头，看来，这位王先生的生活就是一个大战场，精致与贫穷这一对宿敌已经在战场上厮杀得尸横遍野了。
王策也为自己泡了一碗咖啡，他还拿出了一个茶罐子，里面是一些结了块的奶粉。“要不要加牛奶？”他问。刘文辉急忙摇头：“我习惯喝清咖！”
这咖啡既不解暑也不解乏，刘文辉压下了满肚子的嫌弃几口灌了下去，就匆匆进入正题：“王先生，3年前，在《新世界》报纸上连载的小说《白衫郎》，是您的大作吧？”他一面说一面掏出笔记本和原子笔，尽量让自己显得像是个精明强干的记者，他是第一次单独出来采访，不想掉了报社的面子。
“哎，大作算不上，是鄙人的小小拙作，让你见笑了。”虽然嘴上是这么说，但是看王策此时的表情，脸上几乎要开出花来。
“那王先生，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么一部惊悚小说的呢？”
“其实啊，写这么一个故事，是我从小的志向，我的整个求学生涯，一直在为这个志向做准备呀。哦，忘了告诉你，我是比利时比京大学[9]亚洲史系毕业的。”王策说着，从长衫里掏出了一张折叠得四四方方的毕业证。
年轻人闻言大感意外，这么一个土得掉渣的学究，还竟然喝过洋墨水。他接过毕业证，胡乱地看了起来。刘文辉只学过最基本的法语，而且工作之后就早扔到爪哇国去了，仅仅开头几行短短的声明就已经看得他晕头转向，如同被正宗的法国长棍重重敲了脑袋。没奈何，他只能讪笑着将毕业证交回，心中涌起了一股夹杂着敬意与嫉妒的感情。
“现在的年轻人，西化思想毒害太浓了。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漠不关心，你好心去告诉他们吧，他们还说，不科学！”说到这里，王先生一脸地不忿，“我之前在欧洲讲学的时候，有一个毛头小子说我的研究全是胡说八道，我问他是哪所大学毕业的，他说他是什么……美国克莱登大学，真，真，闻所未闻！”
王学究顺势发了一大通义正言辞的牢骚后，气总算消了，他又换了一幅语重心长的语气：“其实啊，关于‘白衫郎’的故事，是有许多历史文献可以佐证的。而且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近一百年来，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跟‘白衫郎’能扯上关系呐。小刘啊，你听说过东八仙胡同吗？就在鼓楼外，南锣鼓巷里。
“你没听说过？太正常了，那条胡同太小了，北京城这样的胡同多如牛毛啊。可是这条胡同，发生过许多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怪事……”
康熙十二年，杨起隆反迹败露，八旗都统永烈和副都统罗吉哈礼兵围鼓楼。这杨起隆本是一个无业游民，他的追随者也大多是混迹街头的青皮无赖，可奇怪的是，这些北京地面的老江湖宁可在作为据点的周公直宅中拼死抵抗，却没有一个人敢避入咫尺外的东八仙胡同。据说，当时只有杨起隆的一个小妾带着年仅一岁的儿子慌忙中逃入胡同，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
杨起隆的余党被除掉后，曾有兵丁想要进入胡同里搜查，却被罗吉哈礼拦住，连夜请示了兵部尚书明珠，得到的回答是，“不可跨入半步”。两天后，东八仙胡同口出现了一个木球，正是那名小妾逃进胡同时她儿子手上捧的东西。木球上面沾了厚厚一层油脂，粘腻得几乎无从拿握。有人将木球交给巡城御史，之后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住在附近的老北京似乎都知道这条胡同，但是，他们几乎从不提起。小孩被告诫，绝对不可以靠近那个地方，甚至连张望一眼都有丢魂的危险。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在那一块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前清遗老，他告诉我，东八仙胡同的入口总是会出现一些来历不明的东西，没人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它们就是某一天早晨的时候出现在了那里。有时候地上会是一把椅子，有时候是一个半旧的脸盆，宣统年间甚至出现过一辆自行车，当时南锣鼓巷里有一个从天津刚搬过来的混混，不知天高地厚，拿走自行车自己骑去了，谁知几个月之后，这人就发疯跳了永定河，这事后来惊动了官府，他们拿走了自行车，还有其它几件有代表性的东西，一番调查后发现，这些东西全都找不出来历。
“庚子年闹拳匪，一队山东来的义和团信众在巡夜路过胡同的时候失踪了，附近的住户说，他们在那天晚上听到过刀剑相击声与惨叫声，当然了，他们没敢打开门看。
“还有件事很奇怪，你知道吗？没谁说得清楚东八仙胡同里到底住了些什么人，不是他们一无所知，而是他们每个人说得头头是道，却相互都不一样。从终生不得志的秀才到拍花子的乞丐头，还有随家仆私奔的姨太太或者半身不遂的把式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闭门不出，事实上，我寻访的人中，确实没有谁亲眼见过有人从胡同里出来过。我觉得，那个前清遗老的说法最为可信，他告诉我，这条胡同其实通着前清一位贝子爷的府邸。据说，那位固山贝子不是实打实的旗人，而是一位外逃的西藏贵族，可能是害怕生命受到威胁，他在北京一直深居简出，甚至终其一生，从未出过东八仙胡同。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虽然那贝子府里佣人杂役与其它府邸无异，但是他们伺候的却不是一个活人，有些市井之徒绘声绘色地描述贝子府中的奴婢都毕恭毕敬地围绕着一个真人大小陶偶，每日抱它饮食起居犹如常人，甚至晚上还有御赐的旗人内命妇侍寝。
“没有人知道这个贝子是前清什么年代的人，也没有人知道贝子府后来怎么样了，不过，如果你现在去鼓楼打听东八仙胡同，打听得足够仔细，你还是能找到它。”
注[1]：现淮海路。
注[2]：现嵩山路。
注[3]：现嵩山路消防站。
注[4]：现大上海时代广场。
注[5]：现中环广场。
注[6]：现在上海妇女用品商店。
注[8]：现淮海坊。
注[9]：布鲁塞尔自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