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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旧派的重农和新派的重商之争外，这次经筵上也不是没有别的亮点。比如太子就针对目前朝中荣官较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太子认为应当因事设官，对一些仅仅名义上存在，实际上已经失去意义的官职，比如九卿之类，除去还有些作用的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司农寺等之外，已经没有职能仅仅作为荣誉官职用作安置名望高的大臣的光禄寺等，太子建议去除。而太常、太仆等寺，太子以为可以和礼部合并。这等于是在李吉甫裁汰冗官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作为对失去官职的官员还有求官者的补充，李纯建议增加勋爵的数量，这些一方面可以满足求官者的虚荣心，另外一方面，勋爵只是一个贵族地位，不需要国库出一个子负担。比如在即将开始的西征中立功的将士，斩首三级就可以策勋一转，策勋三转就可以得一个云骑尉的头衔。再比如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如士绅，做出一定贡献之后可以授予一定的爵位。（李诵点头，嗯，比如老弗格森就做了爵士。）
这样的想法好是好，不过也有反对的。新任的辅国大将军范希朝睁开浑浊的双眼，问被太子派出来论述的武学出身的郎将窦义道：
“敢问窦将军，若一伙士兵，咱就说陌刀手吧，立功甚大，人人策勋两到三转，而伙长只策勋两转，爵位比士兵要低，敢问他如何带领这一伙爵位比他高的士兵呢？”
这种情况倒不是没有可能出现。窦义不禁一时语塞，结结巴巴道：
“功劳大的，可以提拔到他伙当伙长。”
这倒也是，伙长、队正、旅率等低级军官，战时必定冲锋在前，阵亡的几率很大。不过万一真出了范希朝说的事情，调又没地方调怎么办呢？就在东宫一伙人思考这一问题时，坐在龙椅上的李诵已经一拍大腿，道：
“发军功章呗！”
“军功章？”
范希朝等一干底层出身的将领眼睛全都一亮。李诵比划道：
“朕的意思，军功有多少级就设多少等军功章，比如斩首三级立三等功，斩将夺旗立特等功。凡是立功的，不管是将军还是士兵，都一律发一个这么个大小的军功章，挂在胸前，作为荣誉。”
这个想法果然很有创意。连老杜佑都把耳朵伸了过来，问道：
“陛下，那这军功章都是这么个大小，怎么区分军功大小呢？”
郯王李经脱口而出道：
“父皇，儿臣以为可以将军功章制成不同的样式，印上不同的图案，或者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制作。”
李纯的目光一冷，旋即又温暖过来，道：
“二弟好主意。”
李诵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也不说，点头道：
“是个不错的主意，比如特等功的军功章就可以用金镶玉制作，上面打上丹凤门的图案。也可以给各等军功章起个好听的名字，比如丹凤朝阳啊，青天白日之类。”
大家都说好。这个的事情李诵本来打算交给兵部办，看李经眼巴巴的，就把这事情交给了李经去督办。李经大喜，而李纯当然也不好说什么。只是亮出了自己的另一把剑。
作为一国储君，仅仅提出缩编这样的政见未免有些说不过去，要知道郯王李经、溆王李纵他们可都是长篇大论一套一套的。作为太子，李纯当然不甘居人之后。除了继续缩编朝廷之外，李纯不知道搭对了哪根筋，提出了一个让李诵目瞪口呆的议案，就是在大唐建立公务吏制度。
根据吏部的统计，目前整个大唐境内的官员只有区区几千人。靠着这几千人就想管理这么的国家，怎么可能呢？在地方上，官员都有自己的助手，比如县有县尉、主簿等，州有别驾、司马等，这些都是朝廷委派的辅官。除此之外，各官府还有官员自己聘请的人员，比如刀笔、差役等等，这些人就被称为吏。某些可以开府建衙的地位较高的官员，比如节度使，就可以自己建立幕府，保举官员，所以许多铨选落第的进士，比如当年的韩愈，纷纷到各地藩镇去的呢？
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官员任期一满或者有调动就会走人，而这些下面的吏却往往不会动。官员大多来自外地，人生地不熟，也多有不熟悉政务的，不得不依靠这些小吏来做官。这些小吏大多出于私人，时间久了，官府的权力难免被这些小吏操控。反正这些小吏是主官和地方花钱养活的，李纯建议不如把这些小吏也纳入考试录用范畴，一来可以控制这些小吏，二来大唐近二百年积累，人才太多，而官位太少，人才没有出路就会心生怨怼，不利于和谐大唐的建设，把这些位置给他们，可以起到团结一大批人的作用。
不用问，这个主意一定是白居易想出来的。李诵和其他人一样，都惊叹地长大了嘴巴。当官是高贵清雅的事情，一听说连出身引车卖浆之流的贱民也可以当官，反对的人自然不少，不过真正了解国事的大臣大多表示赞成。李诵遂责成裴垍和他的吏部研究去了。
太子李诵的第三个建议也是和人才的出路有关系。不过这个建议干系太大，李纯躲到了背后。而对李纯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又偏偏是李诵派去的。所以这事情有点混乱。将军王承元和布衣柏耆建议扩大授勋的范围，不但文武官员，就是做其他事情的，只要能有一定成就，就授予子爵或者男爵之类低等爵位。这事情也不是没有先例，比如曹霸，只是个画家，因为画画得好，就被玄宗授予了将军的职位。以此类推，凡是诗写得好的，画画得好的，书法好的，经商成功的，乃至种田种出花来的，养猪养的肥的，机关造的好的，都可以被授予爵位。此议一出，果然引起了轩然**。明眼人一看就看出王承元和柏耆背后必然有商人的力量，所以反对的声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
尽管王承元再三声称爵位的授予是有一定限制的，而且要经过若干年的考验和层层评定，仍然有人躲在人后面骂他是逆子，胡儿，要求李诵否决这个提议。这次直到李诵拍案，才把桂王李纶挑起的风波给压下去。本着凡是保守派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的原则，李诵把这个提议保留讨论。
总之，这次经筵开的是很成功的，事无巨细林林总总收罗了各个方面的建议。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建议虽多，李诵想要的关于如何长治久安长盛不衰的讨论却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建议，迂阔书生的建言倒是不少，但是李诵没兴趣听。或许是中兴之象刚刚出现，人们还没有把兴趣转移到这个话题上来吧。李诵在经筵结束的时候宣布明年还将展开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而且李诵还说出了那句出自黄宗羲的“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的名言，来引起讨论，而暗中也开始布置一批人来操作了。
相形之下，这次经筵中最引人注意的还是关于重农和重商的争论。李诵哪里不知道那些世家大族的小九九的，当然也没有傻到让自己暗中扶持的新派公然提出以商业为国本。在重商派和重农派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全面的、激烈的争辩后，重商派开始进行了大踏步的退让。李诵一锤定音道：
“大唐依然以农为国本，没有农夫种粮食，朕都没有饭吃。但是从古至今，流通天下，互通有无，也少不了商贾。朕看，就把商业定为农业的有益补充吧。”
只是一句以农业为主体，以商业为农业的有益补充，就把旧派的嘴巴给堵住了，还为新派争取到了提高发展的空间，所以这次经筵之后，大家都说，皇上的水平，高，实在是高啊。
要想缓和乃至化解新旧两派的矛盾，单单一句话自然不行，在商业政策上，李诵对世家大族作出了让步。不过具体的措施还要等新成立的商部正常运作之后才能拿出。
经筵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朝廷制度的改革，原本的三省六部制改成了三省八部制，除原来的吏部、户部、兵部、刑部、礼部、工部之外，新增加了商部和农部，把司农寺升级为农部，以首任农学学监李夷简为农部尚书，柳冕和韩晔为农部侍郎，以河中节度使张弘靖为商部尚书，户部侍郎柳宗元和浙东观察使卢坦调任商部侍郎。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意义深远的结果，就是李诵在经筵之后，下诏将崇文馆分出一部分来，组建了京师大学堂，委托已经致仕的杜佑总责其事。一开始，李诵就把这个地方定义为了一个只讲学问，不问官职的地方，并言明，明年的经筵就将转移到京师大学堂开。凡是在经筵上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哪怕是布衣，也延请入京师大学堂执教。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让各家学者，有了聚在一起吵架的地方。
京师大学堂被定义为一个学府，皇帝特意把南苑划出一部分来作为办学之用，另外下令每年从内府拨出钱五万缗作为办学基金，连续拨付十年。更出人意外的是，李诵下令内府从明算科进士中找了几个不得志的，成立了一个会计师事务馆，作为第三方负责审计基金的收支情况。朝野对皇帝这样做事都感到匪夷所思，就李诵自己而言，这是在封建时代自己出钱办一个独立的大学，结果到底会怎么样，他自己完全不知道，只是照着理解中的现代制度来操作。
其实他倒是忘了，中国古代是有着悠久的大学传统的，比如著名的白鹿书院、岳麓书院等四大书院都是作为私学存在了千百年，论历史可是比西方的大学悠久多了。自己参考一下人家书院是怎么做的不就行了么？那可是真正的社会办学，纯公益性质的啊。
这事情杜佑一个老头子办实在办不过来，所以李诵又差了自家老五莒王李纾和老八邵王李约协办这事，这两人是成年皇子里学问最好的，做这事情最合适。
当秋天八月，京师大学堂挂牌的时候，商部和农部已经运转了好几个月，大唐内部事务是井井有条，夏收和秋收都是大熟，甚至出现了丰年米贱的现象。正当一帮酸人盛赞盛世重现时，李诵正在为谷贱伤农而头疼。为了解决谷贱伤农问题，李诵一方面下令兵部为京西各军就地买卖军粮，一面下令各地按往年价格收购粮食，贮入常平仓。当然其中相当一部分运到了关中，以平抑因收购军粮而造成的粮价暴涨。商业上，商部成立之后，商税进一步降低为十八税一，各大都市之间商旅来往不绝，一片兴旺发达景象。与京西各军的森严战备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泾原节度使、泾国公郝玼，凤翔节度使、凉国公李愬，夏绥节度使、陈国公李光颜，保义军节度使刘雍等边镇节度使先后上书，报告秋收前后吐蕃境内马贼流窜入镇内作案，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请求越境予以打击。本着和睦友邻的原则，唐政府委托泾原节度使正式向吐蕃官方发出照会，要求吐蕃严厉打击马贼，给大唐人民一个交待。未等吐蕃作出回应，泾原节度使上报称成功消灭一股马贼，经查乃是吐蕃军队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