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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署银行从富饶银行调来一个名叫方光的人，被单位暂时安排和吴为住在招待所的一个房间。吴为曾经听二哥吴贵谈起过这个人。吴为还纳闷，这么个人怎么招惹那么多人讨厌生恨？既然这样怎么还能调到上级行。阴险狡诈、不动声色，慢声细语，赶上当口说上那么一两句就够你喘的。大家上来情绪时他再加把火助燃一下，就容易把哪个人烧成灰烬；在别人议论是非的基础上他跟进再溜上两句够你瞧的；该他表态的事他不吱声便是无言的反对；大家都说这个人好他说还差那么一点，你听了不叫你舒服；领导本来对他极好了已经不能再好的时候，他自己看上未来的接班人便暗渡陈仓，和未来的领导热乎近乎的不得了；看有新来的领导情况不熟马上趋近附庸一番。这样的人遇到有好事的机会，大家不是去成全，而是纷纷上前拆台，闹得他事不成。吴为听他的亲属讲，那个人，可了不起，把人分得亲疏远近薄厚，一清二楚，怎么对待搞的明明白白，咱可不行，但说回来，对人分的那样清楚多累呀，对人应该怎样就怎样，多爽快。
方光的处世哲学，也是在现实中养成的，在人与人往来中表现出来的，对他自己来说，何尝不是自我保护、自我实现？是对挨整被整的一种应对反应，虽然这样的应对也许会给他自己招致更大的不利、更深的困境，身陷此中难于自拔，最后不明不白地被淘汰出局。
一天晚上，方光也不知和谁刚喝完酒回到招待所，脸上红扑扑的，本来就寡言少语很沉稳的性格，显得越发凝重。那晚却拉开话匣谈兴浓浓起来，与吴为从社会到人生，从工作表现到青年人如何把握，侃侃而谈，有问有答，吴为多年后回忆提及那次谈话，方光不带感情地道，当时也是喝了点酒。现将谈话内容照录于此。
现在是两头着急，中间凉。中央三令五申，左一个会议，右一个政策下达，政策是受到群众拥护，倒是中间打横车的太多，落实不到底。为什么呢？政策落实要触犯中层人利益。思想路线没有落实到底，实践检验真理贯彻不到一切工作中，结果，组织路线、政治路线也无法落实。本来不大个小单位，有个老干部，62岁了，已经不中用，不称职，工作打不开局面，上级经过研究说让他退休，他说我还能干呢，没法安排接班人，考虑过去贡献，动不得了。
群众呢，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不搞运动，反而不习惯了，在等待运动。运动假若来了，怎么办呢？看到人家怎么干就怎么干，不管对不对，没有错。运动来了总有投机的抓住机会跑到前面去，出了问题也是枪打出头鸟，处于中间靠后的没问题。这样一来，人们的思想是僵化了，没有灵活性，大家头脑成了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从个人角度看，你看着又能怎么办？即使你有能力，有办法，使不通，你要干除非什么也不顾，但那样一来，叫你上下、左右都为难，又怎么能行呢？于是就随着干、干着看，还是这种态度比较多些。
你又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总得要与周围人打交道，结果群众运动、群众生活，你没有兴趣，也不想参加，另搞一套，当然大家不满意你了、看不惯你了，于是群众干群众的，你去干你的事情，这叫界限分明，互不干扰。结果怎么样？群众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你反倒受到了孤立。与大家感情上合不来，行动上难以结合，你走来走去，让人敬而远之。
至于青年人么，总应有理想、有抱负才行，结果也有可能实现不了，但毕竟不象要求四十几岁人那样要求二十几岁人。这叫做谅解。但是，理想要切合实际。马克思列宁讲了武装夺取政权，又是从城市开始，毛主席来了个农村开始，符合中国具体情况，就成功了。一个人要实现理想也是如此，走适合自己的路，适合自己的路是什么路？从自己所处的客观实际出发，看条件办事。总不能脱离实际。对待现实，要讲策略。你要改造现实，怎么改造呀？两极化，各干各的，你看群众不满意，人家看你是另类。还改造什么？闹对立去吧！
自己对现实一切不满，有其对也有其错，确有坏事、坏风气、坏习惯，不应学，不应习惯，也有好人好事，你也看不惯，岂不糟糕？不正是你看错了？所以要鉴别事情，不要不加分析看待一切。比如，工作态度，有些人混，有些人出于迫不得已，还有些人工作积极、热情高、干劲大，要不工作谁干的，你不区别，那是你没看到，或者是你自己看不出门道。
对待现实，主要是区别对待，只有区别对待，才能正确对待。现实确实有不好的东西，应该反对至少不能同流合污，但是，对一切都如此，只能导致自己在现实中被孤立，最后一事无成。
随大流不行，一点不随流也不行；不区别随什么不随什么，自己一意孤行，只会把自己葬送，弄得一无是处。
吴为听了方光这一番高论，忽然明白了。方光是太明白了，不由得莫名其妙地对他的处境生出一种同情心，干吗那么明白啊。但是，有些事非明白不可，别人给自己介绍了一些对象，一看没有感觉，奇怪地也想，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情，两个人长期不见面，要想啊，思念啊，走到一起生活在一起才能有意思，才能长期生活下去，不然，结为夫妻没有味道，那还不早早散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