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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上的事情除了把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拿去美国上市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什么大的事情。其中吸引杨锐的则是江南造船厂的柴油机和热球机开始试制，柴油机难度较大，但是热球机难度不高，明年初就可以出一批钢骨木壳的大型渔船，这些渔船将卖给农垦公司下面的渔业公司，以满足食品公司的需要。不过，他的眼睛里没有看到渔船，想到了潜艇，在飞机不能丢鱼雷的时候，潜艇还是可以吓一吓人的吧。
商业基本无事，那么教育会的事情就比较大了。蒋维乔细说着这两个月的惊变：“最开始是把我们这些人扣了去，端方亲自问话，说教育会下面的学校里革命党为什么那么多，我说朝廷还没有开国会，学生们出于救国之急切，难免会走上歪路，现在朝廷已经马上就要开国会了，强国在望，那还有什么心事闹革命啊……他后面又说，教育会如今规模大了，还是合并到学部比较好，我说要是并到学部，那商绅们就未必会捐款了，这个时候端方脸色一沉，就拂袖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玩的花样，就是把我还有松岑（金天翮）、浩吾（叶瀚）几个管事，都赐了三品的品级，变成了大清的官，估计是想向学生们证明我们被满清招安了，还有教育会下面的学校，除了小学，中学以上都派了专门的学监，一些课程也调整了，加了一些给满清、光绪歌功颂德的东西……”
满清的也算是煞费苦心了。不过杨锐听来还是觉得是温和的，最少你是学监不是校长。不过他不关心其他。只问道：“法政学校怎么样了？”
“法政学堂也是如此。”蒋维乔回道。
“青年团情况怎么样？”杨锐见他不明，只好再问。
“还…还在啊。”青年团是针对学生的组织，中学就开始有了，只是和复兴会一样，属于秘密组织，活动都是在地下的。
“我要看到青年团员的档案，全方面的，教育会可以先做一个筛选。革命意志坚决的和出身农村的可以通过，不是农村出身但是革命意志坚决的也可以送过来，但是要做分类。”杨锐说到这里，又说道：“工厂里的那些童工学生，我记得里面也有青年团组织，他们那边只要革命意志坚决也就可以送过来了。”
看杨锐说的严肃，蒋维乔重重的点头。关键的事情说完便匆匆的去安排了。蒋维乔走了，下一个要见的就是王小霖，中华时报被封了，弄得复兴会的文宣大受影响，毕竟各地的小报是没有办法和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华时报比的。
王小霖是管理培训班第一批学生，从苏报一案开始鹊起。算是复兴会的文宣部长了，不他虽然在复兴会中职位极高，但还是认为是杨锐的学生，在杨锐面前不敢坐着，只是忤在房间里。配上他绿色的衫子，像一个信局的邮筒。杨锐见他如此。也不好强要他坐下，只是问道：“这段时间都在忙什么？”
“中华时报被封了之后，现在都在揭满人的短，后面就是宣传杭州绍兴等地的屠杀。”王小霖说话的时候很认真，努力的样子像是在解一道数学题。“对了，秋瑾的墓又被满人毁了，已经迁了好几次了。”
秋瑾之事是程莐最先告诉杨锐的，杭州攻下后，陶成章下面的绍兴民团无从抵挡，被一直赶到山里，秋瑾回绍兴探查消息的时候，被昔日的绍兴衙门里的衙役认了出来，暴露踪迹之后的她本躲在城里，但清军以放火威胁时，她便大义凛然出来了，而后，当日的夜里就被枪杀了，就死在轩亭口。
这杨锐从程莐那里听来的说法，程莐是边哭边说的，但是杨锐却哭不出来，秋瑾死的壮烈，可那些没有名字的士兵同样如此。真要哭的话，他哭不完，现在要做的第一个就是止损，让杭州起义剩下的那些人活下来，这些不死之人都是坚强的革命战士；第二件事情就是稳定内部，特别是稳定人心，要使大家看到满清必败而革命必胜；最后就是最难的，怎么样使得复兴会转变成一个更彻底的革命党，但这又有了另外一个问题，在满清国会没有完全失败的时候，更彻底的革命未必会被全体会员认同，特别是如果不是像严州那边一样处于生死关头，土地革命的套路怕是难以执行下去的。
任何的人的认识都无法超越他的时代本身，这是一个既定的潜在原则，也是穿越者优势和悲哀，说是优势，是因为他的很多东西都是领先的；说是悲哀，则是他如果太领先了，那就无法被众人所理解，领先一步太多，领先半步最好。现在杨锐就是纠结于怎么去领先这半步，特别是他以前的那些学生未必会在这种领先下支持他，响应他。
杨锐又是走神了，等他回过头来，见到王小霖还是站在那里，便道：“如果没有哪里安葬，那么能送到日本，哎，还是不要送日本吧，就找一间寺庙存起来吧，总有一天。我们要好好安葬他们的！”
虽然王小霖不是处理内务，但杨锐既然说了，他便答应下来。他答应完，杨锐再道：“对外宣称目的只是给满清添乱，但满清现在人心归向，大势所趋，并不是我们几章报纸能撼动的了的，现在最关键的是对内的宣传。我听到有很多舆论都在说杭州起义是孑民先生独自发动的，还说复兴会委员会闹意见，这种说法一定要反驳，这是满清的挑拨离间！杭州起义是委员会的一致决定，孑民先生只是在总部被满清勾结巡捕房破坏、我们都不在的时候，独自承担了领导指挥的重任。他那样一个文人，能做到这样是很了不起的。特别是他有必死的决心，这不是所有人都有的，更多的人在面临死亡的都是叛变投降，革命不抱着必死的信念怎么能成功？……”
前段时间思虑了良久，杨锐不得不把蔡元培的错误说成是全体委员的错误，或者说成是他自己的错误，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而是稳定内部的时候。不过。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担心的很。在交代完王小霖之后，有在房间里枯坐良久，最后到书房里去了。
他在稿纸上写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后，便急唰唰开始写下文：
在杭州起义之前，诸多同志基于我们的自身的实力。基于我们战术的先进，士兵的勇敢，认为只要红旗一举，满清就立马倒台，革命便可以轻而易举的胜利，但杭州的失败。使这种盲目的乐观在满清新军的枪炮面前自然而然的破灭了。
很多同志之所以会这样认为，还是因为看不透透满清到底是什么。它是只是京城里那些满人权贵吗？它只是五百万满人吗？它只是少的可怜和巡防营并没有多大的差异的新军吗？
都不是！
满清只是一个称呼，它不光包括满人权贵、五百万满人、各地的新军和巡防营，更包括各地大大小小的士绅，还包括那些被立宪开国会欺骗了的大好青年。除了这些，满清还包括各个船坚炮利的列强。可以说。满清是一个压在百姓头上一个极为严密的控制系统，是国内外一切既得利益者的总和，它虽然腐朽，但是依旧庞大，虽然摇摇欲坠，但却一直不倒。这就是杭州起义的第一个教训：我们之前没有完全认亲我们的敌人。
洋人、官府、士绅、百姓，这四种人由高到低构成整个中国社会，其他几种大家都了解，但是对士绅却认知不深，他们是满清朝廷得以存在的根底，是压迫阶级的最终端，但是我们很多同志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在这里，不由得要打个比方，譬如蝙蝠，见过它的人会很奇怪它到底什什么，说它是兽，它会飞；说它是鸟，它不会下蛋。士绅也是如此，在官府面前，他是百姓，官员要是威压，他可以为民请命，煽动民众闹事；可在百姓面前，他又是官府，百姓不听话，那可以狐假虎威借官府以威吓。在杭州刚刚打下的时候，士绅和议员都来，在满清要开国会要围剿我们的时候，他们又走了，而且，最让人痛心的是，第一旅的损失完全是士绅出卖所致。
这里为什么要点出士绅的蝙蝠本性，因为这是杭州起义的第二个教训：在剧烈的变换的革命中，我们没有很好的分清那些是我们的朋友。
认清敌人和分清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依靠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是革命的首要策略。不过在此之前，最重要的是要先树立必胜的信心。有些对于革命盲目的同志，认为我们的军队比满清能打，就认为革命很简单就能成功，而一旦失败，又有同志认为革命太过艰难。这其实是对革命认识不深的两种表现。前者已经提过，这里主要说后者。
杭州一失败，很多同志都对革命不抱希望，认为革命已经失败。而我的认知刚刚好相反，杭州起义其实是一次革命的总预演，它为今后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想想占领杭州时满清的不堪一击，想想是三个省的军队围攻一支缺枪少弹并且没有完成训练的军队，就知道我们革命胜利希望之所在。
随着杭州的失败和满清国外的展开，革命已经暂时陷入低潮，在未来的四到五年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各省为再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做好准备，这个准备是漫长的，也是艰苦的，有的时候更是难以忍受的，但这是革命获得的胜利的唯一办法。
杭州的起义虽终，但全国的革命才刚刚开始。任何立志于革命，立志于救国的同志都必须要有坚持下去的信念，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也是每一个复兴会员的历史责任。
……
杜亚泉读杨锐文章的是在通化兵工里，他对杨锐的的白话文已经看的很习惯了，最开始的时候。他看到这样的平白的文字被变成铅字印在会刊上感觉很突兀，要不是里面说的东西是深刻的、吸引人的。他只想着复兴会是不是要换一个会长。
杭州举事对他的影响也是极大，开始的时候是兴奋和不解，之后是惋惜和愤怒。和那些背叛者看到的不同，杜亚泉看到的是复兴会势如破竹的把满清打的落花流水，只是最终因为训练不足，缺枪少弹而失败。他甚至想，若是东北这边也举事的话，那凭借那几万军队。立马就要胜利，不过，想到缺枪少弹的浙江方面军，再想到还在安装调试的军工厂设备，这个念头就作罢了，现在打战不同以往了，没有足够的弹药补给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通化兵工厂是在六月把所有的军工设备都拉回来的。所有东西刚好入关，满清就联合着海关就开始严查通化铁路公司的各种物资，但这么做其实已经晚了，要运的东西都已经运进来了，就是新增的硫酸厂的设备都已经到达。八月初的时候，第一颗子弹造了出来。而后第一杆步枪也造了出来。可以说，现在的复兴军才真正有在辽东站住脚的基础，可即便如此，很多事情还是要小心的，军工厂并不大。月产各类子弹一百万发，仿毛瑟96步枪一千支。迫击炮弹一千发（之前年产十万发的狂想无法实现），手榴弹三千个。
军工厂虽小，但是里面各中原料都能自给，钢铁、铜料、**都是自产自用，至于桐油、白铅、白锡这些次要原料，很多在当地也能找到。现在要的就是时间，时间越久，生产的弹药就越多，自己的力量就越是强大。
杜亚泉看完报纸回到通化新城的时候，军政委刘伯渊就寻来了。杜亚泉一见他就知道怎么回事，忙让助理把农垦公司的人事资料搬了过来，对着刘伯渊问道：“农垦公司所有的会员的资料都在这里面了。还有农贸公司的要不要？”
“农贸公司……”刘伯渊来之前只说要农垦的，不知道还有农贸公司，“也一并拿过来吧。”
“好，这就去拿。”杜亚泉边说边让助理去把农贸公司的资料搬过来。
农垦公司就是组织移民种田的公司，从山东那边到东北各处都有人，他们把人从山东拉出来，然后运到需要运动的地方，给予流民一定量的粮食和一个窝棚后，再给他们一块地和种子肥料，然后这些流民就在这里落家了，虽然是窝棚，但也是一个村，在农闲的时候，村长组长将会组织流民搭建更好的房子。除了房子以外，地也是分给他们的，只是从山东到垦地的开销、种子、土地、农具，都是要算钱，不过这些钱也不多，一般六年左右都能还清。
农垦公司的复兴会员是每个村子的村长组长，他们其实是早先到的流民，因为处事干练、为人热忱，考察之后加入了复兴会，这些人里面有多少是因为生计入会，还是真的因为革命入会，就不得而知了。
排除农垦公司，农贸公司就是收农货卖农资的公司，每个集市都有农贸公司的店铺，骨干人员是除了流民之外，还有不少通化法政学堂的早期毕业生——当时流民之中识数的人不多，只好快速培训学堂里的学生出去顶用。和农垦公司的会员不同，农贸公司的会员基本上是革命者，究其原因，还是走村串屯之下，见到的民间疾苦太多了，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常常是他们心中之所想。
明白这两者的差别之后，刘伯渊选人就很是简单了，农垦公司少选，农贸公司多选，只不过因为农贸公司的人数少，他选了六十个人，杜亚泉这边就直喊受不了了。农贸公司一个人就负责一大片区域，这六十个人一去，那几个县的都空了。
刘伯渊选人其实是受杨锐的安排，在发电到沪上确定只要十个人的时候，便把那一堆档案都换给了大松一口气的杜亚泉。
刘伯渊这边搞定的时候，刚才从欧洲回来的钟观光看着杨锐的那一叠子书稿问道：“竟成你真是要办一个学校吗？”
“嗯。是要建一个学校。本来我想建在青岛的，但是想到那边只能覆盖到北方。最后还是觉得建在沪上好。”现在的杨锐已经基本恢复了健康，只是身体没有之前壮实。虚弱的很，“复兴会要转型，还是得先从培训开始。”
“培训？”钟观光问道，“培训什么？”
“发动农民的一切相关知识，”杨锐坦诚道：“现在我们只能走这条路了。”
“难道是想严州那样杀土豪分田地？”钟观光老早就听说过杨锐的这种说法，他对此和王季同不同，心中是倾向支持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在杨锐看来。王季同的父亲的大清官员，几代都是做官的，对于民乱有一种天生的排斥，而钟观光的父亲只是一个小染坊主，家境并不富裕，供他上学是因为私塾老师对其看重，加上他为人好动、好闯。他父亲困他不住，也就只好作罢，后面总算是中了秀才算是光耀了门楣。
“严州是在战争的背景下，要想生存就不得不这样做。”杨锐想到复兴会的现状，感觉要完全的杀土豪分田地怕是不行，这一条只能委婉的前进。“我们只能从讲习所开始做起。”
“讲习所？”钟观光细品这个名字。不过从字面上却看不出什么名堂。
“应该是叫农民讲习所吧。”杨锐补充道：“我们的会员必定要深入到农村，要想发动农民，就先得教育农民，讲习所就是教育农民的地方，他里面不是全讲造反的。课程里面还包括些农技知识，医疗保健知识。还可以给农民读报讲讲全国各地的形式，不过最终还是要在各地建立农会。”
看着钟观光思索的模样，杨锐索性给他交底：“农会最初的目的是抗捐，还有就是反对衙门里那些衙役典史的敲诈，并在灾年的时候团结农民要向地主减租。其实这种情况我们不去组织它也是自然存在的，我们的出现只会让它成规模成组织罢了。”
钟观光想着杨锐说的模样，问道，“如果抗捐减租都成功了怎么办？”
“成功了之后，他们就会想着不是灾年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少一点租子，种田很辛苦，给官府、地主多一点，那么能吃到肚子里的就少一点。只要他们发现团结起来能为自己争得利益，那么他们就会去挣得一切利益。可以说，这就像一台蒸汽火车，只要发动起来，就不是我们推着它走了，而是它拖着我们走。”杨锐说这话的时候，不由的想到在一本民国小说里看到大革命时期对农会的简单描述，农民运动一旦发动起来，便是连发动者也是无法阻止的事情。
“可这么一直斗下去，那怎么控制？”钟观光也是想到了此点。
“从一开始就规范它，把斗争的烈度控制在抗捐斗官、减租减息上面，不涉及到杀土豪分田地。”这个问题杨锐已经想了好久了，这几日终于在理论上构建完成了，当然，这只是理论。“但是如果士绅勾结官府要消灭农会，斗争就要升级了，到最后就真的要杀土豪分田地了。不过这只会存在于少数地区，”说到这里，杨锐摊开中国地图，“鲁西南山区地主和佃农的关系极为恶劣，按照调查两者仇视如寇；太行山区，山高林密，土匪众多，这种地方都是可以建立根据地的地方。只要在这种地方建立了农会，那么随着斗争的加剧，自然而然会发展到杀土豪分田地的地步，但是这种根据地不可能会扩大到山区意外，因为山里面可以生存，跑到山外面就难以生存了。也就是说，即使斗争会加剧，但全国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能够建立根据地。因为我们的实力还没有大到可以占领州县的地步，所以农民运动在满清的屠刀之下，大部分都是温和的，想暴烈也暴烈不起来。毕竟，根基地只有在山里才能生存。”
杨锐的长篇大论说完，钟观光问道：“那就等于说我们的斗争目标要变了，之前是排满，现在倒是要转向农村了。”
“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杨锐有些激动的道，“满清朝廷并不只是满清朝廷本身，他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严密控制体系，外面还是拉着诸多列强，我们要推翻的对象就是这个控制体系，通俗些说，就是‘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帝国主义’的三座大山。洋人的危害我们不需要多提，贪官污吏也不需要多说，现在宣传部正在加强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口号是‘深入底层、扶持工农！’。”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