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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骁飞决定和帝国主义的列强合作，从背后捅俄国布尔什维克一刀，段祺瑞等出身于底层的高级将领有一些人不理解。因为在他们和一些知识分子眼中，布尔什维克代表穷苦的老百姓，是代表俄国人民的，值得同情，一些知识分子，比如陈独秀，还在报纸上发表相关文章，呼吁中国政府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派出志愿军抗击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
此时中国已经开放了报禁，宋骁飞不好再用查封报馆的方式来平息这场争论，为了解决国内和党内这些人的思想混乱，就下令商务部出版社把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勒庞的《乌合之众》译本印发给他们，《乌合之众》从1895年出版后，就一版再版，风靡世界。在这本书中，勒庞以法国大革命作背景思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他通过革命中种种行为的分析发现，即使一个个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一旦他们加入受人民崇拜意识形态鼓惑的群体，就变成了乌合之众中的一员，他们就如同发生化学反应一样变成了一群疯狂和无恶不作的家伙，而且他们在一种“历史使命感”感召下，并没有任何关于犯罪的意识。
十天后，宋骁飞在中央。政治。局二十五名委员参加的重要会议上说：“理解了乌合之众的心理基础，我们就能理解布尔什维克最近在俄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能更加坚定我们的立场。更重要的是，能防止我们的社会变质，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灾难。所以。我建议全国的报纸组织讨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现在我们可以先讨论，通过一个决议。”
严复站起来问：“那何为乌合之众？”
宋骁飞说：“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并不会因为聚集就变成群氓或乌合之众，比如传统节日的聚会、交易商品的集市、比如协作劳动的集体。也不是所有的集会都使人丧失个性而成为乌合之众，比如科学家参与科学会议，他们是以独立的个人参加的群体。讲演者陈述自己的观点不是表演自己或蛊惑人相信任何意义上的绝对真理，而是要使听众思考他提出的问题；课堂也是一样，老师以讲解引发学生思考。俄国的革命者以破坏标榜勇敢。于是人群的破坏勇气互相激励，破坏秩序、破坏文明、破坏生命，破坏之外还是破坏；‘真理‘以口号的形式被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也把他们连成一体。口号里的真理除了真理的发声外。与真理的内涵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人，就是我说的乌合之众。”
开始讨论之后，梁启超站起来第一个发言：“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领袖罗伯斯比尔曾说：‘我们必须从崇拜上帝转变到崇拜人民；或者说，人民就是雅各宾党人的上帝。’可历史所表现出的又是如此激烈地悖论，正是崇拜人民的雅各宾党人，疯狂地屠杀人民，是否雅各宾党人都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呢？绝对不是。从他们遗存的言行记录来分析，他们的信仰崇拜人民。是十分坚定虔诚的。何以解释他们的恐怖主义的大屠杀呢？在大革命发生时，雅各宾党人的意识形态认为那些被屠杀者不属于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他们认为，为了维护人民主权和人民利益，他们必须屠杀这些敌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也是一样的。”
宋骁飞说：“正常人主要是从法律角度来分析一个人是否应被惩罚。是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来判断一个人的善恶，而绝不是财产的多少或有无。而雅各宾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党，则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来判定被惩罚——杀戮的对象。像雅各宾党领袖罗伯斯比尔，还有列宁，作为个人来说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其它革命党人也不是野蛮分子，可他们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干出了比犯罪集团更重大的罪恶？人民以及人民主权、人民意志、人民利益，这些词只是他们头脑里的理想性概念，并不与现实中的个人有什么对应关系，当他们以伟大的使命感和神圣感，认为自己代表人民的时候，他们就有了独裁的资格，作为自信为人民主权的代表，自信具有指认谁是人民的敌人的火眼金睛。”
段祺瑞问：“那人民真的能理解布尔什维克说什么吗？”
宋骁飞说：“像法国大革命中涌现的群众团体是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但如果你询问那些参加运动、为了革命不惜牺牲生命的民众，他们究竟对启蒙思想知道什么，他们很多人，可能什么也不知道。实际上启蒙运动的思想分析起来尽管复杂，但在大众中只是很简单的口号式观念，这种观念的暗示性表现为诅咒：国王和贵族该死，杀了他们之后我们大家做国家的主人。穷人消灭了富人，变成国家的主人。布尔什维克反复宣传，穷人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富人的盘剥，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把富人们杀灭，然后把他们的财产瓜分给我们大家，从此之后我们就能到达天堂。这种累积的心理比反犹主义心理累积的历史还古老，许多人就误以为底层民众的无知和愚昧具有值得崇拜的神圣力量，甚至直觉到在罢工的人群中隐藏着新世界的曙光，从合理的要求过渡到不合理的破坏，和街头的争吵发展到野蛮的斗殴一样，地主和资本家可以被疯狂的群体无故打死。其实，只有在狂暴革命造成巨大灾难之后，人们才能体会到，社会的所有人成为富人既然不可能，贫富差距的社会就远比普遍贫穷的社会更容易忍受，最简单的例子。乞丐或逃荒者在前者的社会不容易被饿死。”
冯国璋说：“群体到底有什么力量呢？”
宋骁飞说：“由于人们总是生活在人群中，个人对于人多势众有一种天生的心理恐惧，由于恐惧。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对集体主义心怀崇敬，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情愿放弃自己的观念而去迎合众人，其实很多时候，群体的情感幼稚、道德败坏、智力低下。群体的某些特点，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
“啊？我们不是有句老话。教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这句话是错误的。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抢劫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即使淳朴如中国人也很难把握住自己善良的天性。我们知道。即使一个德高望重的乡绅，一旦被放置到被批斗的位置上，他的被批斗地位本身就可能成为他必须承担属于他本阶级的一切罪恶的指控，一个和该村毫不相干的要饭的过路人在诉苦中也使听众由同情的感情而转化为愤怒的感情，仿佛要饭者的苦难都是由该乡绅造成的，很容易被狂暴的群体打死，哪怕他的确是个靠勤俭持家致富，从来没有伤害过邻居的人。”
“群体一旦接受暗示把某种意识形态作为真理。其专横不仅表现在群体自身行为的野蛮专断和智力低下，而且压抑一切个体的智能和天才。可以想象。如果让一个群氓崇拜的群体发布对天才音乐家莫扎特或者贝多芬的指令，命令他创作使群体喜闻乐见的音乐，要求他为大众服务、为革命阶级服务，莫扎特的天才就像信天翁的翅膀，因被水手们的玩弄成了阻碍自己飞行的累赘，反不如一只小巧的麻雀。”
群体需要领导者，但他们所需要的领导者从来不是一个智能的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迎合他们口味的领袖。在群体面前的讲演家不需要启发思想的学者，因为启发思想必然要分散群体的注意力，是令群体反感的，讲演者不能在一心要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群体讲演法律和人道主义，否则你很可能被愤怒的群体掐死后踏烂。他们需要的是简单明了的鼓动，只有他们希望听到的真理才是真理，‘真理‘的表达必须是‘坚决反对‘和‘坚决拥护‘的旗帜鲜明的口号，不能啰嗦模棱两可，只有如此他们才‘喜闻乐见‘。掌握了什么是群体喜闻乐见的，操控群体对领袖来说又是件并不太困难的事，这是由于群体的智力低下，容易被暗示左右。‘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感；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
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服于坚强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即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绝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意义。群体喜欢英雄，英雄永远像个恺撒。他们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
恐怖不仅使群体对领袖所指的所谓敌人拥有无限的仇恨，而且会因此恐惧而加倍地对领袖崇拜，只有领袖制造的恐怖足够强烈，群体才能立即投身到消灭领袖所指的敌人的行动中，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想一想拿破仑，当他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强权有了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而重复就是把论断一而再再而三地灌输到群体的耳朵里。那个发表论断和不断重复的领袖必须有病态的热情，一个半疯半癫的执着的领袖。就容易给群体造成他已经拥有最高真理的印象，我们看列宁的讲演，就是这种真理制造者的典型。在他的嘴里时刻都会滔滔不绝地产生出“科学真理”，群体不会在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真理，凡是能打动自己的感情的都是真理。谎言重复千遍不会变成真理，但谎言重复千遍容易使群体相信被重复的谎言就是真理。
宋骁飞说：“独裁制度是大众民主惟一能够理解的统治。所有狂暴的大众民主，都会无一例外地走向独裁制度。人类的既有历史表明，如果民主意味着人民做自己主人，即所谓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话。民主就从来没有实现过。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提倡搞民众自治。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
王士珍问：“那么民主的意义是什么呢？”
宋骁飞说：“民主的确切意义是防止独裁。即存在某种约束机制，使得即使一个坏的统治者当权也不能用权力作恶，这个机制是用权力制衡权力，这才是民主的理性意义。也是民主的精髓。”
但大众民主则与民主的理性意义相去甚远。当群体把‘历史使命‘赋予在自己肩头。他们就需要思维一致、步调一致直至行动一致。如果‘民意‘全部趋向一致，那么‘民主‘也就十分简单，如果人民一致认为领袖的意志时刻代表人民意志，独裁者的独裁的确就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在沙俄迅速崛起，原因在于它是具有活力的最后幻想。它的主要力量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他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无视现实，因而敢于向人类承诺幸福的人。基督教上帝的天堂的幻想是死后才能达到的，这种天堂幸福承诺显然不如现世的幸福天堂承诺更有吸引力。这是为什么地上的**天国忽然风靡沙俄的原因。当无神论采取极端宗教主义的形式似乎比有神论的宗教要科学，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和道路尽头的理想国仿佛就在领袖的带领下按科学必然规律指日可待。群体并不能区分可实现的现实目标和纯粹的幻想之间的差别。这使得善于掌握群体的独裁者可以把幻想的吸引力置于可实现的现实目标之上，或者干脆，把幻想等同于可实现的现实目标。
梁启超问：“如果承诺的幸福在某个阶段不能兑现怎么办？”
宋骁飞说：“这很简单。布尔什维克的办法是宣称因为人民中出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敌人；幸福目标的暂时偏离是因为有人背离了领袖的正确指引，因为一切使幸福目标偏离的错误绝对不会是领袖造成的，他作为人民意志的最高体现在总路线上是绝对不会出现错误的，社会很快转入对子虚乌有的阶级敌人的斗争，阶级斗争采取残酷清洗和群氓武斗的形式。人民崇拜一般都转化为对人民的恐怖主义--对人民中可能存在一些可怜的个人主义的人实行**消灭。对所谓人民敌人的**消灭被宣传机构宣传为领袖带领人民取得的重大胜利，死者的残肢断臂和成倍增加的火葬场的火苗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成果，这种革命成果的大跃进反过来更加剧了人民对领袖的崇拜，因为没有比个人生命遭受危机的人更愿意对领袖进行崇拜的了，既然崇拜领袖是使自己可能免于被划分到人民敌人阵营里的唯一方式。这就是契卡在沙俄大搞恐怖和沙俄最近在农村大搞阶级斗争的原因。”
独裁者的人民崇拜者表面看是从人民出发，但他正是通过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和利他主义的宣扬力图使每个人的自我尊严和自我价值丧失，从而掏空了人民概念的内涵，使人民不再和具体的人发生关系。我们不否认在某些情境利他主义的必要性，比如救助落水儿童，但利他主义不能贯彻到普遍的生活中，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如果每个人都应该不把自我放到中心，不是为自己改善生存条件的衣食住行奔波、为自己恋爱、生儿育女，而是绝对地利他，那么，以多米诺骨牌推导，最终的他就没有对应者。而实际上，独裁者是以利他主义使那个最后的他指向自己，他当然不在乎物质利益，因为独裁者从来不会为财产操心，他操心的是绝对权力，让他的权杖有无上的权威是一切独裁者最关心的。因此，如果普遍的价值观造成人人认为个人价值和个人尊严都不是最重要的，其结果就是独裁者以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名义把人作为工具，于是人群像木偶一样被独裁者操控起来十分容易。
徐世昌说：“沙俄最近的失败，是因为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的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就会暴露无遗，从而使这种信仰身败名裂。最伟大的民主，全部伟大性表现在它的独裁、恐怖、饥荒、集中营、清洗、仅此而已。战时**政策在和平时期再也无法推行，农民们普遍抗粮不交，粮食的征收不得不动用军队才能完成。农民与工人的罢工活动甚至矛头指向了苏维埃政权。发生在坦波夫的叛乱席卷了全国，甚至连革命的中坚分子喀琅施塔得水兵也打出了‘要苏维埃，不要共产的苏维埃’参与叛乱。”
宋骁飞说：“确实，布尔什维克把人类几千年的私有制已经被公有制取代，平等实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集体农庄和国营企业已经彻底改变了旧社会的剥削体制。但平等对自由的损害到了这样的程度--平等地贫困，平等地饥谨、平等地成为饿殍。其实法国大革命也是一样
一个社会有待于遵照纯粹理性的指导，从上到下翻新一遍，这必然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于非命，让欧洲在二十年里陷入深刻的动荡。群体的狂暴运动永远不会是建设性的，而只能是破坏性的，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有着复杂的典章制度、从本能状态进入能够未雨绸缪的理性状态的文明，属于文化的高级阶段。群体无一例外地证明，仅靠他们自己，所有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群体力量有着纯粹的破坏性，因而他们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死尸解体的细菌。社会革命所创造的怪胎：无限美好的理想国、无比优越的社会制度之类，它无疑还需要群体来破坏，不过群体经历此番对破坏主义遗产的破坏后逐渐脱离了乌合之众意义的群体，而逐渐分裂为理性自由主义的个体了。
梁启超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实是信仰自由的，所以说所谓“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根本不存在。他是其敌对势力虚构出来的假象敌人。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都是通过真正的福利制度缩小贫富差距，而官僚主义的是通过反福利制度加大贫富悬殊，比如市民比农民福利多，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比人民福利多。一个干部一年可以花掉几百万的医疗费，而一个农民只能一年最多能够得到他们的零头。而且越是有权有势的干部报销的比例越高，包销的范围越大，越是社会底层的穷苦农民报销的比例越低，范围越小，经常这样不能报，那样不能报。可见的反福利制度不但没有帮助穷人享受更多的福利补贴，而且是帮助有权有势的富人增加更多的特权享受，不但不减少贫富悬殊，而是增加贫富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