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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来拜访过张春几次，不过他还是有几分架子，他一直以为张春两口子只有十**岁，逢人就说两个人是少年天才。多了几次，梁启超也不纠正他。
文艺学院主要是和美术，音乐学院之所以分开，是因为梁思顺和郭华组成了“女人帮”，郭华需要一个宣传队，而不是搞什么纯音乐，所以她们实际上也弄民歌、地方戏剧、舞蹈、小品下乡表演。蔡元培不太管她们，张春也只能顺着。郭华开始谈恋爱，不过一个一个地换，弄得很多男同学都绕着她走。有胆子追她的人真不多，她还换，已经二十五岁的她真的成了老姑娘了。
胡适对于音乐学院的做法非常不满意，因为他认为音乐就是音乐，不要与政治挂上钩。
胡适爱好广泛，但是说实话，没有一个精的。胡适学的农学，拿的是学士，懂得一点哲学和史学。如果说博学是不错的。让他当文艺学院的院长挺合适，只是书生气太浓。
新民学院的学生都喜欢下乡做实际工作，不管是，还是绘画，他们的作品都带有“泥土”气息，政治宣传的成分总是很浓。比如蔡威廉的画都是人们在劳动第一线的情景。这是胡适不喜欢的，他认为读书人应该做读书人的事情。年轻人就是应该体育娱乐交朋友，社会责任是成年人的事。
张春笑笑不说话。他感觉到了胡适的不适应，很可能会道不同不相为谋。
问题是，胡适对于平级之间也许还有那么一种“直爽”。但是面对张春、蔡元培、梁启超这些实权人物时，就都是有话留三分。
张春在文艺学院讲课时强调文艺必须服务于社会。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不能搞什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东西。可以综合提炼。但是不能不真实。文艺要强调社会的基本道德，不同于旧社会的封建思想，但是新思想必须从生活实践中淬炼，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中国人要熟读中国的历史，对于历史上形成的思想除了批判，还要有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西方的思想也是一样，这样才能形成中国的新文化。
这片演讲登载在《新民报》上，看得出来胡适非常反感。但是他就是不说。
这让周树人和陈庆同非常瞧不起。
张春不是听不见意见的人。周树人看不惯，有意见都是直接说。陈庆同接受能力超强，他会想办法搞清楚张春的说法的正确性，然后再毫不留情地修正。很多时候连招呼都不打，张春找来了，也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从目前看，陈庆同的这种查缺补漏的工作非常有必要，只要他坚持派人到一线去调查研究，一般不会犯太大的错误。
胡适却闷在肚子里。他呆在一个自我的空间里不愿意出来，除非他自己想通。
张春不容许文艺学院的学生搞脱离群众的那一套。胡适的个性决定了他接受会很慢。如果不是蔡元培坚持，张春完全有可能让他读两年大学，跟着学生下乡做工作。
胡适对于院在新民大学中的地位偏下也不满意。因为历史原因，尽管张春竭力改善，但是学生们还是偏向理科一些。“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八个字的校训深入人心。
同样坚持自己观念的还有李大钊。只是李大钊比胡适要现实多了。
李大钊几乎每期新民报上都有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不过他更加像一个史学家，从空想社会主义。到拉萨尔主义，都一一介绍。他比较认同马克思和恩科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张春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李大钊还在研究资本论所表现出来的哲学体系和中国诸子百家所建立的哲学体系中的异同。指出后来中国社会独尊儒术是不正确的。中国的宪法把“独尊儒术”写进去，是不对的。儒道法墨兵家都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甚至阴阳家也有可取之处。后来李大钊主要精力转向了中国历史上各时期政府职能的演变以及优劣。他对儒家意见非常大，直接批驳说程朱理学是最坏的学说，是把中国带到今天的罪魁祸首。
李大钊一直在沙洋县政府工作，这个人的品性、学问没得说，很受工作人员的尊敬。他对大他八岁的妻子尊敬得很，住在县政府大院里面。沙洋县的土地约法快要期满，所以李大钊正在协助郭华筹建沙洋县政府的工作。
沙洋县的政府机关已经形成，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政治协商会退举到第二位，因为团体协商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各行业之间需要协调以外，各个地区也需要协调,团体协商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按照周希哲的构想筹备成立人民代表会议，就是由各地方选举一定数额的人民代表，到沙洋县参加人民代表会，主要是通过年度、五年和十年的规划。这个规划由各团体或者个人、政府提出，由政治协商会先通过，避免在正式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争执不下。
这一套政治体系是基于张春的政治协商机制，由周希哲首先从法学角度提出来，李大钊慢慢补充完成。郭华不管这些，她主要是各政府机构设立以及机构运行。郭华是一把锋利的小刀，李大钊有变成拿刀的手的趋势。
因为沙洋的政治实验，未来可能会逐步推广，所以李大钊非常小心。
八月，北京政府正式向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废除中德、中奥条约。
《新民报》很罕见地支持了这个决定，并宣称应该废除所有不平等的条约。
九月，孙中山在广州组成国会非常会议，会上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廷荣当选为元帅。随后湘南宣告独立，组成护法军。北洋进剿，两广出兵援湘。护法战争拉开了战幕。护国战争结束和护法战争发起，不过几个月而已。
十一月，俄国革命的消息传来，陈庆同和李大钊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觉得列宁的思想与张春类似，中国也许会得到俄国的帮助。建议可以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党或者**，与苏联建立联系。
张春笑着说：“国家之间，只有利益而没有主义，俄国会放弃俄国既有的利益吗？除非你和他交换。我不愿意，东三省、蒙古一直都到贝加尔湖，都是中国的领土。成立党派可以，但是要加上中国两个字，要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不能照搬洋人，俄国人也是洋人。”
陈庆同和李大钊来找张春的时候，刘英和梁启超也在，因为孙中山派人来要求张春参加护法运动，是以非常国会的名义命令。刘英脸上看不出来任何感情波动，但是张春知道刘英厌倦了党派政治。梁启超也是如此。
张春完整地听完了陈庆同的意见。才慢慢说：“梁先生就曾经建立过党派，但是最后却是失败的，就是因为没有能够适合中国实际的理论系统。成立党派的意义何在？是单纯为了取得政权，还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一个党派到底需要吸收什么样的党员？有什么样的纪律，什么样的组织方式？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行了的。”
张春答应筹建一个社会主义研究所，由李大钊和陈庆同主持，因为新民报和新民大学相关的研究报告非常多了。研究小组的任务就是搜集整理，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系统。
陈庆同在新民报上专门开辟了一个社会主义研究的专栏。刊登科学社会主义的翻译文章与学生们写的相关论文。社会主义也叫经济社会学。学生们已经把这种单纯讲经济社会学的学科演变成了系统社会学。经济是社会活动的最典型的表现，但是在中国，这是不够的。特别是对于生产资料的分类和解释，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在人类社会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他们的运行模式有何不同。其中也包括了人群的分类社会学，以及相关人群的经济活动规律的总结与分析。认为只有充分把这些东西分析透彻了，才是真正的经济社会学，其总结出的原则与方法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